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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四

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四
   
   《和平宪章》追求的和平转型
    秦永敏
   

   《和平宪章》的第一条要求是:“我们认为,大陆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应该从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入手,立刻制定与当代各民主国家类等的人身、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含开放党禁)、游行、示威、罢工以及公民自由出入国境等方面的法规,立刻废除‘反革命罪’,并在国际监督和国际国内與论督促下严格执行。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
   
   很清楚,能否“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是政府能否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能否具有当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能否自觉接受和平转型原则的试金石,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能主导和平转型,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必然丧失和平转型的主导权。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当局始终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它确实曾经试图这么做,其签署两个公约和“人权入宪”就是证明,但是,由于它历史欠债太多,任意侵犯人权的统治方式积重难返,因此不仅难以自拔,而且实在是越陷越深。这样,《和平宪章》的一个善良愿望已经落空,那就是主要由政府主导转型。也就是说,从今天看来,完全由政府主导转型的历史机遇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政府当局辜负,中国和平转型的主导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民间力量手中,转移到必然不可遏止的崛起的政治反对派手中。
   
   当然,以上情况并非说明中国已经不能和平转型,因为和平转型有多种不同方式,虽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是和平转型就需要政府具有起码的现代政治理性。必须指出,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证明,那些实现了和平转型的国家的末世统治者在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不相同的。出于简单化的考虑,我们可以把不同国家的末世统治者在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分成三类,尽管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
   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末世统治者扮演的角色,第一类是完全主动转型,这种情况看来是例外而不是一般情况,第二类是主动顺应转型,这种情况不是例外,但是也并不普遍,第三类是被动顺应转型,这种情况在和平转型中相当普遍,而且有一个从低烈度对抗到高烈度对抗然后再极不情愿的顺应的梯次。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不可能指望当局完全主动转型,主动顺应转型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虽然尚还存在,也已经难以期待,重要的是,被动顺应转型则只要全面对抗尚未爆发,则始终是可能的,也是我们要大力争取的。
   下面,不妨把以上所说的三类和平转型的每一类都举一个例子。
   第一类,完全主动转型
   首先,如果一个政府能自觉顺应历史潮流,就会像不丹国王一样主动进行宪政改革。不丹最后的两任国王,就是自觉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统治者。正因此,国际社会对他们评价很高,尤其是最后一位国王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更被人们誉为“一位华盛顿式的人物”。这里,不妨列出他们自觉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记。
   1998年6月,老旺楚克国王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9月,旺楚克国王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2006年12月,旺楚克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登基后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
   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化改革,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其转型落在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后面,因此,统治者凭借理性把历史规律看得很清楚,也做得很漂亮。但是,转型落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后面的国家的统治者绝大多数反而更加专制,因此,还是应该赞美不丹最后的两位国王,尤其是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国王。人们称颂他为一位华盛顿式的人物:华盛顿是有当国王的机会而不当,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是当了国王后反而要放弃王权,因此个人品质更加令人景仰。
   
   第二类,主动顺应转型
   
   其次,如果一个政府能不抗拒历史潮流,就会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即使不做什么民主建构工作,也可以通过不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阻止反对派力量发展来使国家社会从一元化统治转向多元化共治。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就是一步步放开政治控制,直到允许反对派合法化并且进行公平竞争的范例。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反对派的崛起始终保持克制,即使民进党方面来势汹汹,也能以“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心态平静以对、不加以镇压,并且以此赢得了反对派和全体民众对国民党历史过恶的原谅。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去世,丧期一过,蒋经国一上台就拉开了“政治革新”的帷幕。他大量任用台籍人士、使主要接班人台湾本土化,更重要的是开始容许“党外势力”存在。例如一九七七年的五项选举中,常与当局“对着干”的一些党外人士一举夺得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夺得六席。这些中青年知识份子当选,蒋经国在选前也没有定名额,设障碍,选后又以平常心对待,认为民主制度当该如此,哪怕高雄暴力事件发生,他也强调“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由于蒋经国的妥善处理,使党内的保守派无话可说,开明派也较为满意,“党外人士”无论怎么激进也还能接受。
   
   在蒋经国的坚持下,台湾的民主进程快速地进行着,由于对“报禁”的放开,党外人士主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先锋时代》、《政治家》、周清玉办的《关怀》、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等数十种。党外人士以这些报刊为阵地,更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抨击国民党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法统”地位提出质疑。。
   
   一九八六年三月,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讨论研究如下六大问题: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社会组建新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和加强常务工作问题。这六大问题是台湾政治焦点问题的集大成,特别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省市长委派制、坚持戒严等问题是过去不容讨论的禁区,而现在国民党却主动提出,表明了国民党在“与时俱进”,也表明了蒋经国的开明和进行改革的决心。
   
   在其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的病情逐渐恶化,而他的改革计划,也加快了实施的步伐。在这期间虽然民进党更加积极地进行街头抗争,甚至在国会上和国民党打了起来,但蒋经国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却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他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坚持法制并非说明软弱。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去世,台湾各界民众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这样一位开明的、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又有气魄的领导人表达了哀思,在此之后,台湾顺利完成了宪政建设和政党轮替,从而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第三类,被动顺应转型
   
   如果一个政府在强大的国民运动崛起时能在某个时候——哪怕是被迫顺应历史潮流,就会像前波兰共产党政权那样,面对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最终不选择武力维持而选择体面退出历史舞台。
   
   波兰团结工会1980年出现后在波兰国内持续存在,其合法性虽然历经多次反复, 它的力量并未消减反而越战越强,1988年团结工会再度发起大罢工,使波兰重新陷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由于此时的苏联已经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而明显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这样,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就失去了维持专制的靠山,或者反过来说,就不必再顾及国外的干涉,因而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了一些重大变革——包括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化和实行总统制。
   
   1988年8月,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会谈。1989年2—4月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获得正式承认。同年4月17日,拥有2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获准登记,再度成为合法组织。团结工会合法化后即投入大选准备工作,并在同年6月的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8月,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受命组阁。1990年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踏上执政道路。
   
   在那期间的1989年7月19日,波兰开始间接选举总统,议会众、参两院联合选举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由于团结工会强烈要求实行全民直接选举总统,波兰当局被迫提前改选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也因此让位。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解散,改建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90年9月21日议会做出决定,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颁布了总统选举法,由此改变了由国民大会(众参两院)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总统任期也由6年改为5年。
   1990年11月25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在第二轮选举中以74.7%的支持率当选总统。就这样,波兰完成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前独裁统治集团也相对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五年后,瓦文萨在选举中失利,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执政的虽然又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其意义已经完全不同,波兰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了。
   
   《和平宪章》指出:“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应该说,第三类情况虽然仍然可以视为和平转型,其实也在向非和平转型过渡,到了高烈度对抗然后再极不情愿的顺应,也就离暴力革命解决问题只有一步之遥了。
   例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里,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大规模的民间抗争如果再遇到暴力镇压,其结果就是出现后来的利比亚、叙利亚局面。是的,埃及的穆巴拉克在下台后受审了。但是,如果他不在最后关头下台而要凭借残存的一点权力强力镇压,那么,其结果不仅是民众血流成河,他自己也会和卡扎菲一样暴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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