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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三

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三
   
    《和平宪章》与《零八宪章》的关系
   秦永敏
   

   
   1993年11月14日,我们在北京公布了《和平宪章》,由于特定的艰难条件,《和平宪章》并没有起到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开创局面的作用。
   
   因此,《和平宪章》的历史作用主要是打破六四镇压的血腥恐怖,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再掀高潮铺路,同时,作为中国大陆本土的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指明了方向。
   
   2008年12月8日,先期入狱的刘晓波和其他300余人在北京公布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在观念体系的完备上比《和平宪章》要做得好得多,这是由各方面原因决定的。作为《和平宪章》起草人,我认为,《和平宪章》和《零八宪章》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那就是:高扬普世价值,主张人权至上,以实现宪政民主制为宗旨,有这样几个基本点,它们之间的一切分歧都是枝节问题。
   
   就文件本身的作用而论,15年后的《零八宪章》的工作要比《和平宪章》更有成效,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零八宪章》,我无条件的拥护,因为任何旨在保护人权限制公权的宪章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我未能当即签署《零八宪章》,则是因为《零八宪章》问世之日,我还在大牢里服第二十年的徒刑,两年以后才出来。
   
   可想而知,一切中国和外国的、过去和未来的高扬普世价值、主张人权至上的宣言和宪章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都会有其局限性,而且,越往历史深处追寻越是如此。因此,作为先走了一步的当代中国民运尖兵,无论有什么具体的不同意见,原则上说,我们《和平宪章》签署人都会无条件的拥护《零八宪章》。
   
   
   在以上前提下,我们也要正视,虽然《和平宪章》和《零八宪章》的基本精神一脉相存,两个文本的差别却很大。
   
   概括的说,这种文本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前者非常简约,并且主要是就事论事,没有对历史和理论做多少说明,相反,后者相对全面的回顾了近代历史,并且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作了逐条解说。
   第二, 前者重点放在和平转型上,后者重点放在对转型结果的诉求上。
   第三, 前者注重的是民主转型的启动操作,后者注重的是宪政民主的建构本身。
   
   
   两个文本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
   
   首先,两个文本出台的客观环境完全不一样。
   
   8964之后,整个中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九州大地夜气如磐万马齐喑,任何公开的政治异议活动都不复存在。
   
   1993年10月中旬,我开始了这一年的第五次北京之行,和原北京大学“学自联”外联部长李海、原北京“工自联”法律顾问周国强二人一起敲定了开展《和平宪章.》活动的意向。随即,我开始寻找合作对象。这里尤其要专门一提的是,刘念春特地向我介绍了刘晓波的情况,说他虽然在64之后说了一些不妥的话,但现在精神状况已经在恢复,不妨去试探一下。这样,在北京城到处找人的过程中,我特地按刘念春提供的地址打开地图寻找“四道口”这个地名。谁知一查,地图上居然有三四个四道口,分别位于不同角落,想想根据介绍动员其出山的可能性实在不大,自己又面对着当局的围追堵截,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就放弃了在北京城四处寻找他的打算。就这样,我这个《和平宪章》的起草人,和十五年后的《零八宪章》的名义起草人终于缘吝一面——虽然1996年刘晓波为“双十宣言”劳教时我曾给他的妻子刘霞打过慰问电话。
   
   
   从传播媒介上说,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电脑,甚至没有手机,连有线电话也不普及,所以社会动员必须以人对人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为主,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想多联系一个人,就得多花几天时间,在当局已经警觉,到处对我实施守候抓捕的情况下,想进一步扩大签名范围难上加难不说,拖长了时间还可能胎死腹中。
   
   
   所以,《和平宪章》是在当局极其残酷的镇压异议人士、全中国都处于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出台的,加上没有任何通信工具可资利用,也就根本没有向社会大范围扩散,广泛动员人们参与的可能性,此时,我们唯一能够借助的是国际传媒,当时美国之音等还没有受到干扰,虽然我们提前把文本交给了他们,但依靠他们传播的方式只能在公开后运用,而公开后第二天我就被捕了。
   
   
   《零八宪章》出台的2008年,整个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仅仅是十五年的时间也使六四屠杀的恐惧效应基本消退,何况整个社会已经高度动员起来,在1998年的组党运动、1999年的法轮功运动的冲击下,所有的思想禁区已经打开,社会大众已经高度动员,社会精英顾忌越来越少。尤其是胡温上台之初,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财富膨胀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积聚,官民冲突迅速激化,推行“新政”(这是过誉之词)成为必然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不仅合法的维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被当局视为非法的“群体性事件”每年也高达数万起,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许多民众甚至走上了暴力抗争之路。
   
   这样,举国上下敢于出面提出政治要求的人已经不计其数,现在的问题不是驱除恐惧,而是如何用有效方式把那些有民主政治诉求却被当局互相隔绝的社会大众凝聚起来,使其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纲领性文献,从而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2008年的大众通讯工具已经从有线电话发展到无线电话、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几乎一切人之间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即时交流,更不要说还形成了一对多的公共交流平台,这样,民间既有的联系网络和大众传播媒介也为宪章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零八宪章》能够传播开来并获得社会的强烈共鸣,是和恐惧高压消退,社会已经普遍觉醒,以及全新传播媒介的普及分不开的。
   
   
   应当说,以上情况主要是决定了两个宪章运动的组织、传播方面的不同。决定组织、传播不同的因素还有重要一条,那就是主要当事人主客观条件的差异。
   
   
   以我和刘晓波的情况为例。我是武汉人,在北京开展活动受到当局的高度注意和严密防控而不可能持久,在当局发现我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之后,就开始了在北京城全方位的搜查抓捕,因此,一个月后我不得不尽快把《和平宪章》正式公布,否则就根本没有机会出台了(由此开始当局再也不让我前往北京,几次在火车站被拦下来)。
   
   
   刘晓波虽是辽宁人,却因妻子刘霞的关系长住北京,在北京开展活动相对方便,可以长时间从容的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在当局不知不觉下和各方面的有识之士进行交流沟通讨论磋商。
   
   
   另一方面,我只有小学文凭,从1966年文革开始关注政治,1970年就因日记文章和写书打成反革命从而卷入政治,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活动家,和中下层社会大众与异议人士关系密切,在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中缺乏影响力
   
   
   比我小五岁的刘晓波1980年代末作为博士和“文坛黑马”横空出世,89民运中以“天安门四君子”横切进入民运领域,因此他卷入政治的时间要比我晚二十年,主要借助从文坛获得的影响以及89民运的助力取得了从事民主运动的高端平台,由于和知识界有天然联系,在文化界艺术界和上层社会打开局面也就相对容易。我和刘晓波的差别,基本上也是《和平宪章》和《零八宪章》的主要成员班底的差别,这里就不深说了
   
   
   相应的,我们《和平宪章》人士的知识结构、社会经历、文化背景和《零八宪章》核心人士完全不同。《和平宪章》人士中,文凭程度最高的是李海,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其他人基本上没有高等文凭。与此同时,《和平宪章》人士个个都有非比寻常的社会政治活动实践经验:89民运中,李海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念春是民主墙时代的民办刊物、朦胧派诗歌的摇篮《今天》的编辑,陈旅是民主墙时代的《人权同盟》的主要成员,沙裕光是民主墙时代的民办刊物《中华四五》的编辑,何德普是民主墙时代民办刊物《北京青年》的编辑,杨周是民主墙时代上海最活跃也最早被判刑的民主斗士,周国强也是民主墙时代的《今天》的编辑,并且是89民运中北京“工自联”的法律顾问,钱玉民则是北京“工自联”的秘书长!所有这些人都有着很长的民主人权活动的实践经历,也几乎都为民主人权事业坐过牢受过迫害。如果要对《和平宪章》签署人群体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那就是——都是民主人权事业的社会活动家,有着丰富的实践活动经验,相对而言,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理论水平较低,我本人更只是一个小学生,这样,草写的宪章蓝本缺乏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是很自然的。
   
   
   《零八宪章》出台前就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传播的机会,出台后借助现代传媒,上到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下到访民群众和普罗大众都有大量人员签名。但是,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不错的话,那么它的起草人则都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不仅刘晓波是博士,夏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先生是宪政学者,其他参与起草和发起的人也都具有很高的学历背景,从事的也都是知识性工作,由于他们所居地位相对较高,在民主人权活动第一线的公开斗争经验较少,缺乏开展民主人权活动的实践经历 ,因此对宪章的草写缺乏操作性考量,没有想一想自己提出来的东西当局有无理论上的可接受性,没有考虑以目前的力量对比自己拿出的宪章是否会让当局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准确的说,没有考虑这个宪章是否适合于在现实中与当局互动并一步步公开推进。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分析两个宪章的文本差异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如前所述,《和平宪章》的特点是没有过多的进行历史回顾和理论阐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民主人权事业的实践活动家,我要做的是在目前的特定条件下推进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启动民主化进程。也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作为落在全世界最后面的大国面对民主专制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可言,一切已经在全世界彰明较著,我不知道今日中国的政治理论有哪一点能够突破发达民主国家提供的理论范式,这不仅指欧美,也包括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台湾,甚至包括许多非洲国家,在这种时代,草写这样一份文件其意义和《七七宪章》及此前的宪章完全不同,《七七宪章》也算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开创性(其实它和我们开展的民主墙运动基本同时),中国已经落在最后,无论草写一份理论上多么完善的宪章,也不过是重复举世皆知的《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各人权公约的内容,绝对不会有任何理论开创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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