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在中宣部对对25万名记者实施的再教育中，有一条是要记者拒绝“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声音”，而孙丰说，政党的功能就是用为相互攻击，你把自己定名为“党”，就应承担起被攻击的义务，并从攻击中获取营养，把自己的服能力提到更高的层面。
政党的本性就是相互攻击，并通过攻击为整体（社会）求得平衡，提供公平。共产党的领导层竟然对受攻击抱有恐惧，还算什么政党？这证明他们的智慧远未达到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所需的境界。他们尚不知什么是现代，什么是现代政治，以及政党与现代政治的关联。他们不懂得人的能力（理性）一经形成，见解的不同就无从避免。须知理性的应用是公共的，敞开的，因而标准也是公共的。但理性的存在方式却是个人的，有差异的。社会的健康就不可能建立在静态上，因认识在不间断的深化，由认识的深化造成的变化随时随地地发生，任何角落的变化都动摇整体平衡。社会就始终处在运动变异中，单一力量没有支点，当然造不成平衡，周期性颠覆就难以克服。可不同见解、不同利益间的冲突又无从避免，因而运动变化着的社会就需要动态条件下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建立在不同政党的作用与反作用上的，因为作用与反作用必构成交点，作用力只有围绕着这个交点才能展开。又因，对峙着的虽是不同的政治力量，但这些相对峙的力量在本性上并无差别，这个交点就转化为对共同性质的依靠----其所求就是公平或正义。虽然政党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它们所追随或所捍卫的那个支点却是同一个----类正义。
因为人人都是人，是人就同一个性，所以“正”对任何人类成员或势力（不管他们对不对立）都一视同仁，“正”对谁，对任何社会集团都不构成危害。而“义”就是自已对自己下达命令：因我是人，我就负有“推己及人”的义务”。经了数千年的进化到了近代，近代即由伽里略和刻卜勒对哥白尼学说的改进所造成的是科学威信的时代，“人就是自己的本”忆就日益深入人心，精神就从神学教义和权威的禁固中被解放出来。理性战胜了超然的神学和权威，政党政治就应运而生。
有必要讲清：胡锦涛和习近平那些又臭又长的讲话证明：他们就连什么是“近代”都搞不明白，近代并不是一个纯时间概念，它有特定的含义：即以科学、理性的威信对神学与权威的威信的取代。科学的威信是建立在理智上（即只在认识上求真），而中古以前的是一种统治威信。科学所求是对知识的证明，以观察和实验为支持，结论的可靠是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因而足以促使人们照其本来面目去接受。科学又是从许多孤立零散的事实逐渐地显露汇总出来，提出的问题是狭窄的，片断的，有限的，可被经验直观的。所以承认科学并不以利益为目标，不承认也没有利害上的损失。科学只服从证明。接不接受科学都不至于遭受威胁，接受科学之对于人来说所造成的只是开明。但直到中古由教会神学所维系的政治是一种建立在统治上的威信，基于教义与权威，它有一套未经经验证明的完备体系，足以把宇宙的过去与未来，人的现实与来生，以及道德，物质的构成都纳入其中。就把人的精神束缚起来，问题的回答不是根据着证明，而是根据着教义和权威。实际的人就连对自己的相信都被剥夺。
我们与胡锦涛、习近平等的分野，在他们看来是反革命或敌对势力，其实呢，是理性所处阶段的高低所带来的视野差。支撑起民运诉求的理念是经了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洗礼，是只从“我是人，因而我有遵奉“推己及人”的义务。所谓不同政见，不同在哪里呢？所谓敌对势力又“敌对”在哪里呢？就不同在、敌对在我们是经了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已从出于统治的权威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而胡、习等还被束缚在那个超验的党文化的架锁内，还未能从教义与权威政治的滞酷中完成解放。我们与他们在根本上并构不成异见或敌对，而是所处高处还是低处所造成的视野的是远还是近，是觉醒与未觉醒，是更上了层楼与未上层楼，是所穷是千里还是只在脚下的差异。我们不能不痛心地说：他们还只能用静止的、绝对的横向对比，而不能用进化是一个垂直座标系来看待政治。被他们用敌对来描述的那部分思维，其实是处高者的视野所越出的那部分，把这一部分纳到绝对横向相对来对待就是敌对。
政党的建立虽出自人意，但政党的必然性却并非人为，而是人类理性的本有性质：人类理性的存在方式是个别的，因而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理性的结果就是相同见解的结合与不同见解间的对抗。所以当理性进化到成熟的阶段，政党政治就是势在必行，不可抗拒。正因共产主义是一个唯我独尊的理念，被这个理念束缚了的那些人就始终远离现代，用一种僵化的、腐朽的立场来看待发展了的活力无限的当代社会，就成为进化的顽固阻力。
所以中宣部说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声音，其实是一切政党之做为政党的当有之义。
（2013/10/28 发表）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