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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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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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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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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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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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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要么只有人性,要么只有党性,不可能既有人性又有党性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讲话中称:“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孙丰来问习近平:
   
   
   若“党性和人民性一致”,又何来“党”与“人民”两个名词?所谓名词不就是用来反映“是什么”的吗?因而凡概念都是“名”,因为它们都只是反映对象或思想的代码或形式。对象或思想是“实”,用来反映的形式是“名”。被“名”所反映的“实”即内容。任何内容或“实”都必表现为一定的形式,任何形式也都是相应的内容的显现。所以理性世界的所有形式都是“名”。诸子百家中“名学”。即桓团、惠施、公孙龙学说所构成的“辩者--名学”学派。
   
   
   在人类理性里有了“党”这个名,不就是因为“党”做为被理性反映的“实”是不同于人的吗?如果同,又怎能需用不同的“名”呢?又何来的反映?如果“党性和人民性一致”,那便只有人民性,何来的党性?要知道:只有相异的才是可区别的!所以才有分类学,分类是因性质上不同,有差异,才用“类”将之区别开来。名词就是由物性的不同所决定,每一名词都反映一种物类。揭示物在性质上的差异。“党”与“人民”都是名词,因而反映的就是两类事物,“党”只是人类理性里的一个具体的“理”,而人却是物质世界的客观事实。因它们根本就不同类,才各有其名。不同类的事物又到哪里找“一致”去?习近平的的话简直是五岁娃演唱《计划生育是国策》,哪知什么是“计划生育”,什么是“国策”?习元首的个人智慧真叫人无从想像。《分类学》在二千多年前由亚里士多德创立,而《物性论》是古罗马时代的芦克莱修所撰写。可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元首说的竟是《物性论》和《分类学》以前的混话。叫国人是哭呢还是笑?性质所区分的只应是类,天所赋予的才是性。而“党”不过是后天所得的“习”,甚至只是一种具体的“习”,二者不属同一类,又怎么能一致?
   
   
   习近平啊习近平,你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了也心不跳脸不红,真够“壮哉”!尔等就不知何为格物,没有格物又哪来的致知?没有致知又哪来的境界?没有境界又哪来的知耻?无知无耻是共产党官员的通病。
   
   
   其实“党”只是整体理性里的一个具体的“理”,至多可用来吸纳从众,成就为理性上互为对抗的团体。因而党性是主观的。而人却是客体物质,因而是理性主体。党的性质只是互为对抗,人的性质却依附在生命物质上。做为理性主体的任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的理性。事物只有在本性上不同才需要分类,又怎么能对“一致性”做出质的区分?在世界上存在的只是人类,因人在存在中发展出理性,而理性又是个别的和差异的,这才必然的导致出政党。所以人的性是绝对物质的,来于天命,而党的性却仅是理性的差异性,依赖于理。二者各是各的,哪来的一致?如果“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还需区分吗?还能区分吗?习近平的话可真是滑稽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如果“党性与人性一致”,你又怎么来坚持党性?你坚持的到底是党性呢还是人民性?这也说不清呀!
   
   
   如果“党性与人性一致”,意识又哪来的形态上的区别?形态不就是因为不同才有的吗?因为可区别才表现出来的吗?性质上一致的事物在形态上也只能致,又哪来的党性的形态性?
   
   
   此讲话曝露的是:习仍是一只恃力而不知伦理的“党棍”,因他不懂“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所说就是自由意志必须得到必然之理的许可方可运用。因而“理性之物”也就是“伦理之物”。伦理意味的是:意志虽自由,但既被称为“意志”,在使用上就须遵守必然之理,不得任意。所谓“必然”,就是不含矛盾的,在理性内能说得通的理。这便可见:凡形态上相异于人类本性的意识,一旦用之于生存都必将陷人于危机!一旦形成又异常的顽固!共产主义的密奥就在于:它对人的迫害不是用人或人性的名义,而是借了一个特殊于人性的教义。经了这“教义”的包装,迫害就由“教义”赋予了合法性。再丧心病狂的迫害也追究不到个人,丧尽天良也不泛愧疚。用它挑动仇恨,汅陷迫害,名再恶也落不到己身。因有“教义”横亘在压迫者之下,又处在受压迫者之上,明知行为无道却因“教义”而自恃合法,受压迫者受的伤害再重乃至付出生命,却也找不到诉说的理由。比如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阶级敌人、敌对势力……等等”,若不通过特殊于人性的教义的赋予,又怎么能成立呢?因为,社会的存在直接就是人的理性所导致,而人的理性是直接从生命里生发并又依附在生命上,社会的存在既是人的生命所不可避,社会的理念或原则又怎么可不出自人性?不合于人性呢?公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依据了事物所以能成为事物的性质才成为事物,因而事物的表现决不可能是其必然性之外的。而做为能力的意识或理性只不过是人做为人的表现。人的表现怎么能在人的必然性质之外呢?----凡在人的必然性之外的表现都决不是人的!
   
   
   而共产主义之做为社会的理念和制度,其所有原则都不是出自人的必然性的,是与人的必然性相背驰的,它怎么能不造成社会的危机与人的存在的灾难呢?
   
   习近平为什么会正天说些倒三不着两的混话、胡话?就因他们无少而无学。而他所以说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是一致的”,是因他没弄清事物的性质与事物的构成原材料是两个问题。事物的性质所回答的是事物之所以为事物所据以的方面,而事物的构成材料所回答的是事物的构成要素,性质只可思及,而材料却可面对。比如房屋的构成要素有砖、瓦、石、水泥,结构……等等,房屋性质却是保护生命,方便人的生存。因而党的组成材料直接是人,但党的性质却是由伦理论出的理性间的相异性,互为对抗。不只是习近平,可以说因所有共党党棍,都是些对上只知摧眉折腰,奴颜卑膝,对下则只知竖眉横目、气之欧使的家伙,都不是由《大学》、《中庸》、《论语》浇灌出来的,用格物以求知,以求知来诚意,以诚意来致心正,以心正来修身,以修身来济家,以济家来安国的人,当他们得志之时又怎能不志高气昂、不可一世呢?所以他们都只凭最简单、最直观的经验来对待国事,他们根本不能体会元首或领袖需要的是提出普遍有效的原则,而非直接的活动。能直观到的是:普通人是人,入了党的人还是人,二者无差别。他们就据此出发把党的的性质与人的性质做等量齐一观了。
(2013/10/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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