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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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二

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二
   
    《和平宪章》的两个核心价值——宪章和和平
    秦永敏
   

   
   1993年11月14日,我和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宋书元、沙裕光、陈旅、钱玉民、杨周(何德普负责在外面观察当局的反应没有进入现场没能当场签署)八位同仁在北京公布了《和平宪章》。《和平宪章》有两个价值,中心价值当然是宪章,即要求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奉行人权至上理念,实行宪政民主制,但是在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限定词“和平”,也就是强调再以宪政为目的的同时,还要求以和平过渡为原则,也就是不仅要结果正义,而且要过程正义,要求目的和手段相统一,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一些人面对制度罪恶主张“为了伸张正义而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他们为了把人间导入天堂,不惜首先把人间变成血海。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却不仅永远也无法在人间建设天堂,反而首先把人间变成了地狱——今天我们面对的统治者正是刚刚走完这一历史的循环。所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为时不可谓不贴近。然而,很多人就是要无视历史的教训,一心再蹈前朝的覆辙。
   
   的确,我们绝对不能无视现行制度、政策和官僚的所作所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各种过恶,尤其是不能无视史无前例的八千万冤魂厉鬼的血债,因此,在事实认定上我们和激进的朋友并无异议。这就像主张维持死刑和主张废除死刑一样,争议并不在于承不承认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存在,而在于用什么观念去看待。此外,尤其是对那些因为官黑勾结、毁屋杀人而正处于绝望中的被压迫者来说,他们有血腥报复的渴望完全可以理解,因此,艾绪强、杨佳一类人物的命运非常值得同情。
   
   但是,作为有担当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必须有全面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进程的能力,要考虑多方面的其他因素,如果只是简单的从愤激出发,不顾客观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不顾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恶果,企望用一个看起来简单、直接、彻底,其实却并不可行,即使侥幸撼动了现存专制体系,也完全可能带来更大灾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未免有对社会不负责任之嫌。
   
   当然,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必须坚持转型正义。我们知道,正义是从善的角度使人们得其所应得,转型正义首先要求对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予以各种必要的补偿,这是不可放弃的原则,因此,转型必须使那些重大历史悲剧得以正名,必须给那些证据确凿的受害人赔偿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转型正义要对原先的统治者进行马列主义煽动的“剥夺剥夺者”活动,不等于说要“劫富济贫”。
   
   须知,末世专制者总是有的,人性都差不多少,谁在那地位都大同小异,因此,宪政确立者应该理解他们、宽恕他们,带着他们一起走向宪政,而不是像项羽那样火烧咸阳(其实烧完后马上去建彭城),更不是像中共那样,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成分恶整地主资本家(然后自己去当任意强占农田、任意强拆民房的恶霸地主、官僚资本家)。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社会前进的阻力,扩大社会对转型的认同共识。因此,遍观成功和平转型的国家,包括种族严重对立、曾经在几百年里长期把黑人当奴隶的南非,都实行了第一次宽恕,都没有搞大清算,都没有对财产进行重行分配,也都没有“划成分”。
   
   必须明确,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主要是制度变革,是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也就是使规则公正公平公开起来,而不是要对社会结构进行直接改造,社会结构的优化应该是良好制度运营的结果,而不是外科手术可以做到的。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零点方案最容易实施,也最可能避免反复,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最小,对社会的利益则最大,这是大量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国家所提供的成功经验。
   
   正因此,我在1993年起草的《和平宪章》中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历史性需要,那就是,规律要求中国必须走向多元化民主政治,这是其一,转型正义的道义,要求我们必须以和平方针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是其二。
   
   因此,《和平宪章》的价值观是二元化的,不是一元化的。
   
   只要我们认真深入反观历史,就会知道,一元化价值观的危害是太可怕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因为互相报复血流成河,乃至有人哀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其实,不光是自由,无论是光要民主,光要人权,还是光要自由,以及光要法治,或者光要正义,其结果都会走向反面。正因此,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建立在排斥偏激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主义。它是一个体系,虽然强调人权至上,但是是多种价值观的合理平衡,相互制约,以此才能建构一个相对完美的制度体系。
   
   同样道理,就今日中国来说,我们民主人权力量高扬普世价值,主张人权至上,以实现宪政民主制为宗旨,这是坚定不移的目标。
   
   但是,与此同时,始终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来达到目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正义的,正当的,合乎历史潮流的,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与此同时,在实现目的的方法手段上,我们的也不能不择手段,必须尽可能减少社会代价,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人利益,必须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让一切人得其所应得。
   
   我们知道,《和平宪章》基本精神就是:高扬普世价值,主张人权至上,以实现宪政民主制为宗旨。
   
   可以说,八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宪章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无论是开以民权限制君权先河的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抑或是为普罗大众争取选举权的19世纪英国的《人民宪章》,还是要求按赫尔辛基条约保障人权的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更广泛地说,包括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为被统治者争取制约统治者的权利,并且归根结底是为社会大众争取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和平宪章》非常简约,并且主要是就事论事,没有对历史和理论做多少说明,重点放在和平转型上,注重的是民主转型的启动操作。《和平宪章》的特点是没有过多的进行历史回顾和理论阐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民主人权事业的实践活动家,我要做的是在目前的特定条件下推进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启动民主化进程。也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作为落在全世界最后面的大国面对的民主专制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可言,一切已经在全世界彰明较著,我不知道今日中国的政治理论有哪一点能够突破发达民主国家提供的理论范式,这不仅指欧美,也包括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台湾,甚至包括许多非洲国家,在这种时代,草写这样一份文件其意义和《七七宪章》及此前的宪章完全不同,《七七宪章》也算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开创性(其实它和我们开展的民主墙运动基本同时),中国已经落在最后,无论草写一份理论上多么完善的宪章,也不过是重复举世皆知的陈词滥调,绝对不会有任何开创性可言。
   
   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个《宪章》作为中国民主转型的纲领,主要不是一个理论武器问题,而是一个操作策略问题。所以,如何草写一份从当前说当局在社会压力下可能接受,从长远说可以指导中国完成民主化转型任务的宪章,就是我撰写这份文件的基本指导思想。
   
   须知,1997年和1998年当局才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宪法中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字样更是几年之后的事情,1993年,当局尚完全不承认人权原则,当然反对的调门也在降低。应该说,把人权原则作为第一条要求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涵盖了民主世界的一切现代政治的理论精华,与此同时,当局即使一时不会认可,也没有理由高调反对,更不宜以此治罪,至于此后的各条各款,则都有强烈的针对性,都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都必然会在人权和正义基础上获得解决。我们把这些条款提出来,只要能在社会上流布开来,就不难获得有利害关系的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
   
   说白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和政府当局讨价还价的问题,就是一个虽然不断提高价码但也不断和当局妥协的问题。
   
   这就使我们的第二个价值因素的意义突出了出来,我早已把《和平宪章》的原则概括为十六个字:“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全民和解当然首先是官民和解,谈判妥协是和解的基本途径,而我们谈和解不是没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人权至上,就是要保护包括执政党和政府的一切官僚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也理解和尊重其所有的合理合法的权益和利益,以及由历史造成的特殊的权益和利益,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谈和平转型。在这个框架下,对话、谈判、妥协就成为官民互动的基本特征。
   
   从《和平宪章》问世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我坐了十四年牢,出来后又被抓捕二十余次,有人问我改变了和平转型的主张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问题,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因为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规律的把握,我认为和平转型是唯一出路,也是必然选择。为此有人居然说我秦永敏不该只坐二十几年牢,应该关两百年!说这话的人对中共政权的寿命太乐观了,显然,这是典型的共产党思维——苦大仇深必然苗红根正,似乎受迫害越多就越主张暴力革命。应该承认,二者的确有正相关,越是无知者越如此,正如毛泽东所说“压迫越深反抗越大”,与此同时,根据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人权宣言》等最重要的人权文献,人民也有反抗暴政推翻政府的权利。
   
   但是,我要指出几点:
   
   第一, 眼前还缺乏暴力革命的现实性
   从当前说,中共已经掌握了控制国家的超级能力,它的庞大国家机器通过两种手段足以镇压一切和任何暴力反抗的图谋。首先,它的国情监控系统足以查明任何十几个几十个人以上的暴力反抗图谋,所以,规模小了根本不足以撼动中共统治,一切稍有规模的武装反抗中共统治的企图则都不可能不在早期准备中被当局侦破,其次,中国早已不是民众可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既能足以和当局的长矛大刀抗衡并取得胜利的时代,国家暴力足以轻而易举的镇压一切民众的暴力反抗,并且将其真正从肉体上“消灭在萌芽状况”。从这种情况来看,一切暴力革命、武装反抗推翻中共统治的做法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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