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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一

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一
   
   《和平宪章》产生的历史背景
    秦永敏
   

   
   
   1993年10月下旬,我在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协助下,起草并发起了《和平宪章》运动。11月14日,和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宋书元、沙裕光、陈旅、钱玉民、杨周等(何德普负责在外面观察当局的反应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向国际传媒通报故没有进入现场没能当场签署)八位同仁一起,在北京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和平宪章》。虽然当天晚上我就被抓捕并判处劳教两年,但《和平宪章》已经流布海内外,并且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由于它把本来既没有制度变革诉求,也没有纲领性文献的民主运动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转眼二十年过去,今天,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和平宪章》的基本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过时,因此,一些同道开展了“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很多朋友要求我详细解说《和平宪章》的产生过程和观念体系,并且认为有必要以《和平宪章》为旗子推进当代中国的和平转型,这样,我就应命写下了这个系列。
   
   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政策,以计划经济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用户口粮油关系掐住每一个人的咽喉,又以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整人活动将几千万人折磨致死,也使大部分中国人都挨过整受过批,因此,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始终生活在命在旦夕的恐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十亿人民只有一个垂死的大脑”,就是当年中国思想状况的最好写照。这使中共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但是,这种极度专制极度恐怖的统治也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被推向了破产的边缘”——不理解上述情况的年轻人看看今天的朝鲜就明白了,朝鲜的今天正是中国的昨天。
   
   毛泽东死亡前后,沸腾的舆情开始爆发,1976年的4.5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也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事后有资料证明确实是邓小平在幕后孤注一掷),1978年8月,官民共同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在民间催生了民主墙运动,在官方催生了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很快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在1981年把我们所有民主墙运动领袖都投入了监狱,在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其实都用“四项基本原则”扮演了阻碍思想解放的角色,因此,尽管这段时间思想解放进程没有停止,但也总是受阻于当局的统治需要,并且导致了矛盾的激化——89民运。
   
   89民运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当局思想控制的激情大爆发,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要求,由于当局的长期压制,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一直无法提升,因此,彼时学生提出了的只是“打倒官倒”这样的幼稚口号,知识界也不过是要求开放报禁,并没有将开放党禁正式提出来,更没有上升到制度变革和人权保护,当然,只要当局不镇压,所有人权保障和制度变革的要求都会水到渠成的提出,但是,事实是这些纲领性的政治要求还没有提出来运动就被镇压了,这是不可回避的可悲事实。
   
   8964之后,整个中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九州大地夜气如磐万马齐喑,任何政治异议活动都不复存在,几个有点声名的人借美国当局要向本国人民做点交代发出了一点声音之后立即走为上计,国内还是一遍死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直在公开独立从事民主人权活动的民主墙斗士,本人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从1993年3月就以开展“反对北京申办奥运”活动来投石问路,为此历经了三次抓捕并监视居住,由此试探出当前公开开展民主人权活动其实已经有一线空间,以此取得一定成效后,就于这年十月中旬前往北京,开始了推出民运纲领的正式运作。
   
   我1953年出生,只有小学文凭,从1966年文革开始就关注政治,1970年16岁时因写日记写文章写书打成反革命而卷入政治,在那除了毛泽东的东西任何书籍文章都是“封资修”完全不准读书也没有书读的时代,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官方从前的说教,开始极力搜罗社会上残存的马列著作,这些书虽然没有让我找到什么真理,却使我获得了政治启蒙,使我有了“批判的武器”,是我成为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活动家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1993年10月中旬,我开始了这一年的第五次北京之行,和原北京大学“学自联”外联部长李海、原北京“工自联”法律顾问周国强二人一起敲定了参考《77宪章》开展《和平宪章.》活动的意向。随即,我开始寻找合作对象,并得到了刘念春的赞同,他高兴的说:“好啊,给他们来个醍醐灌顶!”随后,我争得了沙裕光、钱玉民、宋书元、陈旅、何德普等人的大力支持(上海的扬周是签署日由周国强请来的)。此外,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王仲秋明确表示参加,他的老师讲师袁红冰则和我作交易,要我先参加他的“劳工权利活动”,然后他再参加《和平宪章》活动。
   
   与此同时,我拜访了几十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由于对当局的恐惧,这些人大多数都谈虎色变,根本不愿与闻其事,只有个别学者表示了兴趣,但在当局发现蛛丝马迹并加以施压的情况下,还是被迫放弃了从文字上加以修改的初衷(十五年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签署了《零八宪章》)。
   
   我还两次找了魏京生,第一次是由何德普开面包车和刘念春等人到魏家接了魏京生去宣武区达官营红居五巷,和沙裕光一起在他家附近的餐馆里谈,第二次和周国强王家琪(北京大学法学系研究生)与魏京生魏小涛在他家附近的阜成门烤鸭店,两次当面向他提出邀请,他的回答都是:“这种事当局一‘抵撸’一大串,再说调门也太低”因此拒绝参加。11月14日出台当天的第一次会议地点在魏家附近,我又派人找了魏京生,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邀请。
   
   《和平宪章》出台前,我去了王丹家里,准备说服他参加《和平宪章》活动,但当时他正好用砖头大的“大哥大”接到一个吾尔开西的电话,后者要他在国内搞个组织,其本人在国外搞,王丹的回答是:“目前我还不想坐牢。”听到此语,一时无法和他深谈,我也就没有说明找他的目的。在《和平宪章》出炉前夕,我委托李海专门对王丹进行了反复邀请,王丹的回答是:“老魏不去我也不去”。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电脑,甚至没有手机,连有线电话也不普及,所以社会动员必须以人对人的方式进行为主,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想多联系一个人,就得多花几天时间,由于我频繁出没于北京的敏感人士之家或者与他们会谈——包括魏京生、王丹、张显扬、胡绩伟、包遵信、于浩成、郑仲宾、袁红兵、闽琦、吕嘉明(张抗抗之夫),这样,北京当局开始到处布控守候,我只好暂时离开北京一个星期,乘长途汽车前往天津以甩开尾巴,没想到天津后,尾巴居然又追到我暂住的刘士贤家询问,我只好于次日凌晨两点冒雨离开刘家前往附近的乡下呆了三天,然后再返回北京,去拿一位著名学者的修改稿,由于受到当局威胁,这位学者说他无法再继续参与。
   
   这样,我再次找到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和他们交换情况并进行商议。此时,北京当局已经在迫不及待的搜寻我的下落,我已经不能再前往任何敏感人物家中去开展工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共同认为,在当局已经警觉,到处对我实施守候抓捕的情况下,想进一步扩大签名范围难上加难不说,拖长了时间还可能胎死腹中,因此,必须尽快出台。为了以防万一,提前三天,我和刘念春约见了一位美联社记者,把《和平宪章》草稿交给了他,约定万一我们无法在11月15日公布,他可以自行发出报道。
   
   随后我开始落实会议地点。本来已经和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因为支持公开表态支持89民运被公安部在公安部内关押了11个月的于浩成先生(15年后他参与了08宪章的联署)说好在他家中举行,但当我和李海前去把会议内容告诉他并且说明利害关系后,他立即说“我本来以为就是一般的聚会,这个情况,那不合适。”这样,我们只好另想办法,最后和民主墙老战士陈旅商定在他家那个即将拆迁的房屋里举行,那房在阜成门附近。
   
   随后我开始一个个通知此前答应参与其事的朋友,只有上海的杨周是周国强打电话通知的,本来我还通知了天津的吕洪来、刘士贤,他们此时却正好去了南方。
   
   当局要抓捕我的消息越来越多,这样,离会议举行日期越近我就越谨慎,不停地改换住宿处,也不停的得知我刚走警察就找来的消息。11月13日夜里,我本来已经决定在东城区朝阳门鲜花胡同11号过夜,临时决定骑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内城经过西直门到朝阳庵的何德普家。事后得知,我刚离开不久,警察就找到鲜花胡同去了。
   
   何德普是民主墙时代的老战友,1979年我在武汉办《钟声杂志》,他在北京和龚平办《北京青年》,但是那时我还只和龚平有点来往。这次来京14年过去,龚平早已淡出,何德普则和我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大局,我和何德普商定,他不参加会议,只在外围帮忙观察情况,万一我们参与会议的人现场全部被带走,就请他把消息透漏出去。11月14日早上,我在何德普家吃完早点后,开始出发前往阜成门的陈旅家,何德普则在几十米外尾随,到我进去后,他就留在外面观察,直到确信我们的会议平安召开才离开。
   
   在这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四层楼上陈旅家中,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宋书元、沙裕光、陈旅、钱玉民、杨周等人陆续赶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王仲秋本来说一定到,结果却未能与会。由于到会者都是敏感人物,很多人都带来了尾巴。这样,会议能否顺利进行,会后之后是否能够顺利离开,都成了无法散去的隐忧。
   
   上午十点,会议正式开始,我把复印好的文件每人发了一份,告诉大家:“因为会议时间有限,完全不同意本文的人可以不参加署名,原则上不做修改,因为那样会大大延误时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抓紧时间推向社会,我们的方法是,我念一条,研究一条,没有不同意见就通过,有不同意见就删除。”
   
   就这样,会议顺利进行。期间,周国强提出了两条不同意见。第一是原文反对中共向香港派驻一兵一卒,他说,派兵是主权回归象征,应该支持。于是,这部分文字取消。第二是原文有一条反对核试验,也反对中国拥有核武器,要求中国销毁一切核武器并且相应的停止一切和核武器有关的活动,使中国成为无核的和平国家,他不同意要求中国率先无核化。对此,沙裕光表示,不能同意周国强的看法。考虑到去掉这一条对《和平宪章》理念的完整性影响不大,为了避免争议并节省时间,我决定删去这一条。最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定暂时以“《和平宪章》(草案)”的方式公诸于世,以便进一步征求社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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