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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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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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显扬


   
   
    友人逝去,我心实悲;年少于我的友人逝去,我心尤悲。去年方励之去世后,又报张显扬病危。他们二位都是一九三六年生人,小我四岁,令我唏嘘不止。
   

    显扬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医生说,成功的几率很小。他昏迷数日,忽然醒来,说了一声“九死一生”,又昏睡过去。奇迹出现了,果真九死一生,居然抢救成功。不久之后又一次发作。但出院后恢复良好。他整理了一部分文稿,结集编成《趋势与选择》,刚在香港出版。九月十八日第三次发作,未及抢救就停止了呼吸。人走了,幸而思想留下了。
   
   
    “动乱老手”
   
   
    方励之和张显扬不仅同年生,而且同年被开除党籍,同年成为“动乱分子”。
   
    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共产党内的顽固派王震、邓力群之流意犹未尽,要求加码,开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给予处分。由于赵紫阳的拖延、敷衍、暗中保护,最后只落实到四个人:对王若水、吴祖光劝退,王若水劝而不退,则除名;苏绍智被撤销职务;张显扬受处分最重,和方励之辈同等待遇,也被开除了党籍。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罪名升级了。六月三十日,陈希同的“平暴报告”将方和张列入了“动乱分子”的名单。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数落他们的“罪行”。提到张显扬,说一九八七年被开除党籍,“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在“动乱分子”中,又称“老手”。那时方励之已经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与方同一重量级的“动乱老手”张显扬,自忖难逃牢狱之灾。但他既不躲也不逃,等待警察上门。他将毛巾、牙刷装在一个兜里,挂在门背后,准备随时出发。等了三个月,没有动静,不知何以竟成漏网之鱼。
   
    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张显扬的住宅成了自家囚室。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有公安人员在楼下监控。二〇〇九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监控更严。从九月十七日晚上开始,警察来楼下执勤,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还配有专车,二十四小时上岗。直到十月九日中午才撤离,前后二十三天。显扬被软禁在家,不得出门。十月一日上午,只好看电视。他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气势恢宏,八面威风。由如此庞大的钢铁家伙所保卫的政权,为什么害怕被言论所颠覆?他写道:“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竟被我‘自己的国家’剥夺了发言权和行动自由。”“我心里一片悲凉。”
   
    显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闭上眼睛,想起了六十年前的第一个国庆。在那热情奔放的岁月,他是农村的一个红领巾。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乡里土改工作队的“小跟班”。显扬的家乡是江苏太仓浏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母亲在家种田,父亲出外打工。 他是上海港的码头工人。共产党确曾“唤起工农千百万”,千百万工农在革命的盛大节日里一度扬眉吐气。张显扬的家有过一段好日子,穷小子张显扬也上了大学。但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颠来倒去,千百万工农又成了受剥削、被压迫的新式奴隶。来自工农、为工农发声的知识分子张显扬也饱尝“无产阶级专政”之苦。
   
   
   
    推翻“毛论”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部分教师来到北大。张显扬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因进行抵制,成为“大辩论”的对象。此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一旦成为运动对象,众叛亲离,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显扬却特地跑到哲学系找上门来,对我表示支持,从此结成战斗友谊。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写了文章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和合作者王贵秀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观点一致,我们三人讨论了几次。定稿以后,相约分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红旗》请示汪东兴,汪批示: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同意发表的,不能批。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自有对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只批“张春桥说”,不打引号,不注出处,但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红旗》是汪东兴掌控的阵地,就是不发我的文章。一年以后,《北京大学学报》复刊,向我索文。我交出这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学报的编辑打电话问《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听说汪东兴有指示,张春桥的文章不能批。有这么回事吗?”汪子嵩反问:“你们收到文件吗?”答曰:“没有。”“没有,就不去管它!”讲得有理。学报作为重头文章,放在第一条。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的《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中宣部的书报检查官还要人民出版社“去掉郭罗基文章的副标题”,即坚决执行汪东兴的指示,不能点名批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回答得很巧妙:“我们是收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原文就有这个副标题。如果要我们去掉,先要请《北京大学学报》去掉。”《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发行了一万多份,如何能去掉? 也就不了了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时期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批判四人帮还是有阻力的,对批判四人帮的人还是有压力的。
   
    由于我们三人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战线上活跃一时,被不怀好意的人称作北大的“三家村”。但我们三人被列入胡耀邦圈定的名单,参加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有一大批人被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张显扬和王贵秀这两位“闯将”,在推翻毛的创造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林彪的绕口令:“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打倒了敌人,还要“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中寻找敌人了。他们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多少革命者被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最后,毛伯斯庇尔逼死了林伯斯庇尔,而毛伯斯庇尔本人也从此一蹶不振,气息奄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仅祸害苍生,也葬送了这个理论的创始者、鼓吹者自身。粉碎四人帮以后,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还一再声称“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张显扬和王贵秀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散发了一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材料,又召开自发的民间串联会,进行讨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闯将”们所否定。直到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所作的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以暧昧的口气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显示出邓小平和理论务虚会多数成员在思想上的差距。时间是威严的法官。不消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需“继续研究”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打倒毛家店”
   
   
   
    张显扬晚年的理论活动着重批判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事情,根子在毛,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不把毛批倒,其他什么也动不了。”
   
    毛泽东的一生,先是在党内夺权,然后在全国夺权,过作“权瘾”。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故曰“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开放》2006年5月号)
   
    我写了一篇《论新启蒙》的长文,征求他的意见。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从五四发端的老启蒙,传统的说法叫‘打倒孔家店’,那么六十年后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的新启蒙,完全可以叫做‘打倒毛家店’。在你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的启蒙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或两重意义。你这是第一次。如果再把新启蒙以‘打倒毛家店’名之,那将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在,反改革的人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姜太公的令旗来挥舞,急急如律令开倒车。新的蒙昧主义确实就是“毛家店”的传销商品。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表现了新的蒙昧主义的嚣张。还有人组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鼓吹“造反有理”。一些暴民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招手的画像搞打、砸、抢,妄图重演文化大革命。确实如张显扬所说,不把毛批倒,中国就动不了。
   
   
   
    栋梁之才被埋没
   
   
   
    张显扬不仅是理论长才,还是操作能手。
   
    理论务虚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兼所长,所员只有从北大调去的张显扬一个。于光远是忙人,而且是“甩手掌柜”,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事。实际的建所工作,都是张显扬在张罗。在建所的同时,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规划会议”。会议是在大连的棒槌岛举行的,会议的组织工作也是落在张显扬的肩上。
   
    马列所成立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编纂,张显扬又挑起了重任。为了设计条目、组织力量,需要先形成一个框架。张显扬代表马列所担任框架小组组长。我作为协作单位北京大学的代表担任副组长。在设计条目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提出几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第二,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实践上是以社会发展的水平作为客观条件的,理论上是可以充分论证的。第三,区别理论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这是斯大林的定义。现实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编写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是胡乔木。他发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换了一批人,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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