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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6人中就饿死一人,邓小平有何罪?

来源﹕阿波罗网
    四川6人中饿死一个,邓小平有何罪?
   已有 43 次阅读2013-10-7 06:45 |个人分类:历史
   
    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惨不忍睹 大跃进中在梁平(图)

   来源: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
   日期:2013-10-07 | 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
   
   
   吹嘘大跃进的错误政策下,全国遍地是灾,梁平民众回忆:那几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说是天灾,完全是“人祸”。(网络图片)
   
   口述人:明朗(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
   
   陈杰(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李克乾(原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录音整里:王林
   
   明朗:省委叫我们去梁平是担任实职,改造落后。我兼县委第一书记。
   
   李克乾:明朗同志兼的是正职,我们兼的都是副职。陈杰兼县委副书记,张重光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两位女同志钟光珍、朴玉洁兼县委的副部长。我是直接下到公社,兼公社副书记。加上唐小丁、王朝清、李正模都在公社挂职,一共九个人,全是宣传系统的。
   
   明朗:那次除我们到梁平,安法孝还去了江北县,杨万选去了合川县。
   
    我们是1961年9月去,1962年夏天回来的。省委叫我们去改造落后县,那时所说的落后县,一是指天灾,另外一个说法是下边的干部犯了“死官僚主义”错误,所以造成落后状况。在上面谁也不说底下没粮食。省委召集地委书记们开会,我都参加了,地委书记们没一个人敢反映缺粮饿死人的事,却叫卫生厅下去了解究竟是什么病。卫生厅长潘阳泰向省委汇报,不敢涉及病因,只讲症状,说不是传染病,当然提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法。
   
   陈杰:那时说用蒸笼蒸可以治好。
   
   明朗:对了对了,你还记得,叫“蒸汽疗法”。省委也搞了一个,杜心源叫我也去疗一疗,我去试了一下。
   
   李克乾:我们都去疗过。
   
   明朗:把衣服脱了,进去,满屋子蒸汽。蒸完了出来给你一碗红糖姜汤,喝了挺舒服的。领导同志知不知道下面饿死人?我看好多人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肯说。派我们去梁平的时候,李亚群同志就告诉我,啥子肿病哦!就是没饭吃,万万蒸不得,一蒸就死。你们下去给老百姓弄点粮食就行了。李亚群为什么能给我说这个话呢?因为他是井研人,他对家乡的情况很清楚,而且知道我不会告发他。
   
   我们下去到处看,找农民谈,情况一目了然,就是没饭吃,饿死人。
   
   陈杰:有的一家几口,老人大人都饿死了,就是为了保娃娃。
   
   李克乾:1960年底,杜心源同志带我们跑川东几个县区,走在一条路上被拦住,有人倒在路上,爬不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来查,你们来看,村里的人死了一半。特别是男的死得多,都要成寡妇村了。但是在会议上书记们都说自然灾害如何如何严重,不谈饿死人。
   
   明朗:当时就是笼而统之地说自然灾害。
   
   陈杰:李大章说的天灾加人祸。那时分不清哪些是正常死亡,因为大家都挨饿,即使有点病,或老了,加上饥饿,就会死得更快。
   
   明朗:这种情况就像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李亚群就说,忧国忧民不敢忧啊!
   
   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只记得整数,记不得零头了,他说的数字有零头。八万和五十万之比是六分之一,当然这里头也有正常死亡,这是公安部门统计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但梁平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我到附近的县看过,万县、开县、渠县,也很严重。我经过涪陵,涪陵的情况比梁平严重。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筒直不成样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到德阳也兼过县委书记,回省后到德阳去看过,情况比梁平好些。
   
   李克乾:只有下去在路上碰见的农民敢说,他们说,你们只要给点粮食就行了。我当时都落泪了,但又不敢当着哭。
   
   陈杰:人走不动了,饿死在路边,也没有哪个敢动公家的粮食。那时候老百姓真好。
   
   李克乾: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都没有骂。
   
   陈杰:廖志高同志当时也到梁平去过。明朗同志也向他如实反映了情况,说能不能给下面拨一点粮食,他也真拨了一点粮食下来。
   
   明朗: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瞒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吃的是营养丸,营养丸是糠和黄豆粉做的。
   
   李克乾:一般的人吃不到,肿得很厉害的人才能吃一点。
   
   陈杰:明朗同志有时候也带上我看了几个地方,商量怎么办。我就说,救命第一,首先救人命。
   
   李克乾:我们下去以后做了几件事情。有件事情是:上边规定把冬水田的水抽干了种麦子,结果大减产,农民反应很强烈。我们经过调查,就决定恢复冬水田,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
   
   陈杰:那时候没有自留地,就把田边地坎分给农民。再就是实行“先交后留”,农民收下粮食以后该上交多少粮食,定下来,剩下的就分给农民自己,这个政策也很好。还有就是划一部分水田栽芋子。
   
   李克乾:把田坎划给农民不是梁平最先搞的,是其它县先搞的。梁平最突出的是向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第二就是恢复冬水田。当时我在公社,乡村干部说,你们真胆大哩!
   
   冬水田是在没有水利保证的情况下,群众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耕作制度,上面硬性规定消灭冬水田,一季变两季,同当地的生态是相违背的,实际上起到破坏生产力的作用。
   
   明朗:这就叫“瞎指挥”
   
   李克乾:这同把树砍了种粮食是一样的,好心办坏事。现在搞退耕还林,看起来耕作的面积减少了,但恢复了生态,对种粮食是有利的。
   
   明朗:冬水田实际上是一种旱涝保收的有利措施,每年把稻子收了以后,田里就蓄上水,把草和垃圾堆在田里作肥料,既有了肥料又有了水,第二年栽秧时就不愁了。把冬水田放干以后种麦子,由于地是湿的,水一下子干不了,种麦子宜干,不宜湿,种下去就收不了多少,一亩只收几十斤麦子。到了第二季种水稻的时候,没有水,只好等天下雨,等到有了水,季节已经过去了。稻子勉强种下去,也减产了。所以说“两季不如一季”,这是老百姓的话。梁平冬水田多,单这一项瞎指挥,就减产很多。
   
   李克乾:冬水田是湿地,类似于低洼地,是放不干的。梁平和川西平坝不同,川西的土壤是干的,又有都江堰水系的保证。
   
   明朗:当时的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大炼钢铁等是全国性的。四川还有一些特殊性,当中央要纠“左”的时候,四川顶住不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主席的党内通讯。那时我在德阳,党内通讯一传达,底下都说好。省委却很快通知收回去,说是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实际是不叫执行。
   
   陈杰:那个时候李井泉在重庆,我去参加过李井泉通令收回的那个会议。通知地委书记们一律把文件收回。
   
   明朗:四川第二件很突出的事情是“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这话是李井泉的发明创造。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在收缩了,四川就是坚持着,坚持的时间最长。我们到梁平,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实亡了,上边还在说办得好的,要坚持办好。
   
   陈杰:我给报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公共食堂万岁》,李井泉看了很满意。那时云南已经撤销了公共食堂,四川还在坚持。
   
   明朗:四川第三个特点是对农业上的瞎指挥特别多,既具体又烦琐。硬性规定每年放干冬水田的任务,就是一例,所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严重。
   
   李克乾:四川的粮食产量最多,结果吃粮标准最低。一方面向上报的产量很高,另一方面把四川的吃粮标准压得很低,工资标准也最低。李井泉当时的确“左”得很,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难。
   
   陈杰:当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政策,搞“先缴后留”就是先定上缴任务,秋收收下来以后,除了上缴的粮食,剩下的都分给社员。干部群众高兴得很,说这个政策太好了,规定缴多少,剩下的我们自己吃。原来的办法是留的口粮全归集体掌握。
   
   明朗:关键是农民的口粮要留够,征购数是硬的,征购多了,你说留口粮多少,留种子多少都是空的。1958年是大丰收,当时大炼钢铁,粮食在地里好多没有收回去。再来一个高征购,征购完,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又来了一个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几天就吃光了。1958年的冬天和1959年的春天,死的人并不多,因为老百姓家里多少还有些存粮,可以将就将就。1959年开始减产,照样高征购。又来了个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没粮食,眼看着浮肿流行,大量饿死人,谁也不敢反映。1960年、1961年继续搞浮夸风、瞎指挥,浮肿、死人越来越严重。反右以后党外无声;反右倾以后,党内无声,谁都怕当小彭德怀,是最沉痛的教训。
   
   李克乾:还有一个原因是集体种地,农民没有积极性。
   
   明朗: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种了地还是要饿肚子,饿得他们做不动活了。
   
   李克乾:那时候都是生产队长去喊,快出来哦,快出来哦,不出来干活要扣口粮。农民们才拿作锄头去磨。
   
   明朗:我到梁平气象台去问过,那几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说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总的说来,我们下去以后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是要粮,按人口发给口粮。
   
   陈杰:大概一人一天五两。
   
   明朗:情况比较好的社队少一点。
   
   第二个措施是恢复冬水田。
   
   第三个措施是放宽政策。情况大致是:主张田边地坎归私人,谁种谁收;提出划芋头田,类似恢复自留地。由于省里派人下来改变落后,地委就派副专员刘子敬来协助。他是农民出身,很熟悉农业,对生产上那些瞎指挥非常反感。他说:“弄得农民都不会种地了。”那时上边对这方面控制得不那么紧了,我就说,老刘,你懂得生产,你负责去整吧!搞了粮食分到户以后,他又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我没敢表态。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上面对政策更放宽了些。他可能给下边作了暗示。正是要插秧子的时候,我回成都开会,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回去的时候,全县的秧子都栽上了,刘子敬悄悄地对我说,“都自发了(指包产到户了)。要是按老办法,一个月也栽不完。”把我吓了一跳,更不好表态。那时,像这样的事,只要我们不明确表示反对,基层干部瞒上不瞒下,悄悄地就干了。到1962年生产已逐渐恢复,肿病死人也明显地减少,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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