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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四)/梁北岳


   
   
   
   

   
   
   中学期间经历见闻
    第一是挖防空洞。 1969年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于是全民挖洞。大人们挖真洞,我们小中学生就挖假洞,即糊弄人的、毫无实用价值的土洞。都是学校统一组织、排长(班主任)带队强制性干的。白天挖、晚上挖,倒班挖,天天挖,不许缺勤,缺勤就挨批,上纲上线地批。每天疲倦不堪。根本不上课学习。 第二是种田劳动。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有个“五.七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其实没要你学文化,而是教育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说什么“知识分子比较来说是最没知识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书读多了害死人”,这些话由中学、由老师传达给我们。在那两年里,不知有多少天被学校驱赶着下乡插秧、割稻、种田。 第三是学工劳动:华农附中办了个小炼油厂,搞来一台过滤机,用铁板做了个分馏炉,就把把废机油拿来炼,我们参加过不知多少天“工业劳动”,就是炼油。蒸馏炉毫无安全可言。终于我们的后一届学生出了大事:滚烫的油突然从炉顶爆破而出,几个值班学生正好坐在炉下面,油劈头盖脸浇下来,当场把几个学生烧成鬼样,以至于在医院,一个学生偷看了自己摸样当场要自杀,就这样一辈子毁容了。 第四是老教师劳改 有学问、但对搞“革命”不积极有抵触、历史有问题的老教师都被强迫在田里种地,不能上讲台。只有很革命的教师能上讲台。有一个中年教师,苦大仇深,据说是个工农调干生,以前讲文化课不行,但很能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歌颂毛主席大救星,经常上讲台批判属于阶级敌人的那些老师。一讲学讲用毛著准有他,这类人才是当红老师,才能上讲台。那时经常看到几位老者在水田里耕田使牛,问同学知道,一位是同班那个跟我友好的同学的爸爸,是个右派;还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语文教师叫王冀民,算得上是国学专家,也是个右派,成年累月在地里干农活;更想不到的是,每天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带着一双充满忧怨的眼神,在水田里耕田使牛,十分熟练地整地,他是国民党中将,叫彭冷芳,起义将领。【文革后才恢复应有地位,当了市政协委员。】 第五就是无休止的学毛著讲用会,会上几乎每个人讲的都是胡编乱造的假话,连摔倒了爬起来都要说成是心中想起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然后才爬起来的。那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宣传“斗私批修”、从中央传达的精神到学校搞都推动这个运动,叫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暴发革命”,但那不是叫你助人为乐,不是为倡导和塑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那正是文革所破坏了的),而是要你无我忘我去服从领袖的意志,那完全是一种愚民政策、愚民运动,目的是给民众洗脑,形成高压舆论钳制。 第六是极差的学生伙食。附中食堂每天卖给学生的米饭是几乎发霉的没有一点味道的陈米,菜经常只有萝卜干。有一次好像是过什么节食堂难得卖咸鸭蛋,馋极了的我下狠心用两天的伙食费买了3个咸鸭蛋一口气吃光。 如此糟糕的伙食持续了两、三年。那个时候,居民要买点肉,得半夜两点钟起来排队,七点钟开门,七点半肉就卖光了,而且是凭票卖的。八点钟到菜场,肉、菜什么也买不到。农学院在远离城里的郊区,周围有农户,还能有农产品小集市,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之后,自由市场又出现了。有些农户老婆婆拿鸡蛋、小菜来卖一卖,也就几十个鸡蛋,一两篮子蔬菜的规模。市场上稍晚一点就什么也没有了。过春节,政府给城镇居民每人加半斤鱼、半斤猪肉,二两带壳花生,三两京果、二两杂糖。其它就没了。日用品供应比三年困难时期强些,比1966年文革以前更紧张了。这种供应状况持续了10年。
   不知文革左派们认为这样的革命算是哪门子革命?有哪一桩进步意义?觉得它好在哪里?有理由值得欣赏吗?
   
   
   荒废的学业和失学的青年
   
    我那届是1970届初中“毕业”,本应1967年升入初中,70年毕业。但不幸遇上文革,66年中至下半年便没书可读,67、68年无学可入。到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军宣队”进入各大、中学校,也就是军队接管了学校,实行了军管。军宣队进入大学后,狠狠整治了冲击党政机关的造反派,收拾了当年为揪斗走资派立下汗马功劳的、被中央文革指使冲冲杀杀的造反派头头。军宣队也接管了中学。进入中学后,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将不懂事的造反红卫兵,即“老三届”初、高中生统统赶下了乡,只有占中学生少数的一部分干部子弟参了军能幸免下乡。老三届中学生下乡之后,在69年,中学复课,被耽误了的小学生才进入初中。但是,在初中2年,文化课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实际状况是“学毛著时间要多少给多少、学工学农劳动时间占多少算多少,学文化课时间剩多少是多少”。我记得,语文课全部都是文革中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和歌颂毛泽东的诗歌,例如什么九大之歌:“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像太阳,满怀豪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好几页、又臭又长的诗歌,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课。再不就是曾思玉(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的回忆文章——《踏雪访黄河》,写林彪的,这算是很好的、不空洞的课文了。英语课,第一课是:Long life charmen Mao;第二课是:A quotation from charmen Mao Tse Dong : Who are our enemies?Who are our friends? …… “文化革命”后的中学就是这样来教育学生, “革”出的就是这样的教育革命成果 。
   物理课改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课”。数学课教的不知是什么,因为我恨那个叫刘荣忠的数学老师兼排长(班主任),不听他讲课,没学到东西,但实际也没教多少东西。1971年初中“毕业”下乡时,16岁多了,我连一元一次方程也不懂,连牛顿三定律也没学过,连一个化学符号也没学过。69届的学生(我们上届)比我们还惨,什么文化课都没学,挖了一年“防空洞”——毫无价值的土洞子,就被赶下乡了。
   我们那届“初中毕业生”,40%升高中,60%下乡。升高中的必须是“红五类子弟”、学毛著积极分子、老师喜欢的人,像我这样的毛主席所冠名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升高中连想都别想。我是在16岁多一点,带着文化知识上空空如野的脑袋瓜下乡的。1971年2月,我们这60%被驱赶下乡,也算是彻底失学了。出发那天母亲赶来送我,看到妈妈挤在送别的人群中,她没有上我面前来说一句话,只是站在人群里看着我默默地擦眼泪,我在要走的队伍里只是向妈妈招招手,都没敢跑出队伍到妈妈身边安慰她一句,背上包就踏上了下乡之路。
   实际上,我们那批人的失学,是从1966年起,到1976年,从十一二岁到21岁,整整十年。这是我最感惨痛的事!一个搞教育的老前辈、一个中共建政后最早的大学校长,他的儿子居然连最基本的读书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全世界也只有在毛领导下的文革才会有这种荒唐可悲的事情。我一个算什么?受害被耽误的是那整整一代人。
   
   
   老干部老专家们被劳改
    革委会成立、搞了斗批改后,学院里所有的原院长书记、老教授和以前有过右倾言论的知识分子,统统被集中到所谓 “五七干校”,华农的五七干校在新洲县汪集张渡湖农场。这些劳改人员每天都喂猪,过集体生活,倒是一律平等,大家都以老张老李相称,远离学院里喧嚣的斗争,不用每天上批斗会了。我弟弟还陪我了父亲一段时间在农场喂猪。每天听猪叫而不用听人叫,那是文革开始以来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们”心情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父亲的影响
   与千千万万老干部一样,我父亲对文革是完全不理解的、内心是抵触的,但对党、对毛主席却又是坚信不移的。他们自己的内心应当也是矛盾的、痛苦的。在那个诡秘莫测的铁幕时代,一切政治内情都是绝对封锁的,不要说老百姓,就是高级干部对国家大事件也不知真实信息。对国家的一次次动荡内心只有疑问、迷茫而无答案,然后只能是一声叹息。
   在林彪事件后,对老干部的迫害有所缓和,父亲曾有一段相对闲暇的时光,我利用春节探亲假,也得以陪伴父亲渡过一段短暂的闲暇时光。有一次父亲这样说:“你要搞掉刘少奇,你直接要他下台就是了,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啊?…为什么要把国家搞得这么乱?…”还有一次,他愤恨地说:“靠张春桥这些王八蛋能搞得好我们的国家?!”这两句话像刀刻一样印象深刻。我知道,他对中央文革那帮秀才急先锋心存愤恨。他的不满,仅限于对文革,也仅限于不理解。并没有对伟大领袖、对这个党表现出半点动摇和不忠。其实,他们那一代革命者可能不知民主为何物,即使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懂何为民主,这就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去理解文革和历次由“伟大领袖”和党挑起的政治运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站到能够理解暴力专政的高度,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才有这个可能。
   有一次和父亲雨后上山采蘑菇,那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愉快时光。在华农狮子山那小山岗上的松林里,除了我们父子俩再无他人,父亲情不自禁唱起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聚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民解放交给的重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他一定是回想起了年轻时代投身革命的峥嵘岁月,也一定是在抒发一下对文革浩劫的极度郁闷的心情。我也为父亲的精神世界所深深感染。父亲对我灌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这些在文化革命中根本无处可听到的话语和人生价值观,是跟父亲短暂在一起时从他那里接受到的,而且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父亲还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你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高干子弟,你不是高干子弟,你是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你一切要靠自己,…永远要记住人民…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开始了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尽管是朦胧的。少年时期,我印象最深的是《星火燎原》、《红岩》、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类革命斗争历史故事书,最崇拜的人是老一辈革命家。我心目中,父亲那一辈老干部是革命者,而不是官僚。他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是为自己,为的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我是这样理解他们的情怀的。而且,我现在仍然这样理解: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什么是他们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我认为,绝不是为了让哪一个“好皇帝”坐天下而投身革命,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党坐天下而干革命,他们的初衷和终极目的是救国救民,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这一崇高理想,这才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正统思想。也许他们民主认识少一点、或很模糊,但他们不会是为追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为完全消灭私有制而投身革命。这个国家之所以一而再地发生革命,是因为国家积弱积贫、社会破产、民不聊生、人民深受压迫,民族灾难过于深重,一批又一批不怕死的知识学者们、无产青年们、贫苦农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绝不是为了给那个坐在大英图书馆里苦思冥想写出的实验纲领搞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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