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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三)/梁北岳

   
   
   武斗见闻
    在1967年,我几乎天天从地处郊区的华农,坐22路公交车跑到武昌、汉口大街上看运动、看武斗。我亲眼目睹了街头的一片混乱、“百万雄师”与“钢工总”两派群众的武斗,亲眼目睹了汉口六渡桥“6.17大武斗”的场面,看见被长矛捅出了肠子的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下来。六渡桥及三民路、民众乐园一带成了武斗的最前线,屋顶上支起了档石块的绷子床板,地面上满是石块。民众乐园门口大街上呼啦啦一群人冲向前,一会儿又呼啦啦一群人像潮水般疯狂往后逃跑退下来。这种“战斗”场面发生在武汉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从江汉路、水塔、民众乐园到六渡桥,那一段时间天天如此。那时还有哪个工厂在正常搞生产?
   百万雄师主要由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国家大型骨干企业的产业工人组成,是所谓“保守派”,号称百万之众,反对冲击省市党政机关和揪斗老干部,保武汉军区。造反派组织将其称作“百碗熊屎”。1967年时,大中学生中的保守组织已经偃旗息鼓,工人保守组织自发兴起,与造反组织对抗,与工人造反组织“钢工总”、大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新湖大、新华农、新华工(史称“三钢、三新”)形成两大营垒,保守派把钢二司叫 “干儿子”、把新华工叫“心挖空”、把新华农叫“心化脓”,把新湖大叫“兴胡闹”。在1967年两大派互相冲击,演变成整天在街上武斗。一直发展到“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宣布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激怒了保守派的产业工人群众,演变成七.二O 事件。那几天我天天上街到处跑、看热闹、看大标语大字报。百万雄师组织各大工厂上千辆大卡车呼啸街头游行示威,卡车上工人群众带袖标、拿梭镖(自制的钢矛)、戴柳条帽,车队从武昌到汉口汉阳到处大游行,威风八面,但秩序井然,不伤害群众,也没有哪个保守组织此时敢于出现在街头。还有军人、军车穿插其间,更有武汉重型机床厂百万雄师制作的重型铁甲车威风凛凛地行驶在街头,显示工人的力量。中央文革把被愤怒的工人和军人打得鼻青脸肿的王力接回北京,7月25号这天,眼圈发黑的王力被当做功臣和江青等(好像还有林彪)文革大员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即把这个彩色纪录电影一放,百万雄师顷刻解体。 【这个问题留在心里:群众武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那时群众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敌对情绪?至今我还在追问,未得详解。】


   华农的学生造反组织一次与郊区的农民保守组织武斗,华农一个学生叫王体圣,被农民用冲担从肛门捅进去、前小腹部捅出来,当场死亡,我亲眼见到被抬回的尸体用布裹着,缩得只剩下一只羊那样大。他的死真不知是为谁?
   汉口高级步兵学校的朋友对我绘声绘色地描绘过那时群众到军事院校抢枪的情景:从房顶爬上去,揭开瓦,进入枪支库里把成批的枪支弹药从窗子往楼下扔。枪支到了社会上成了群众的武斗武器。抢枪乱军是1698年的事。
   住在我家楼下的童院长家,在运动如火如荼的1968年的一天早上传来童伯妈罗明德的哭声,原来,是她最小的儿子童小华(我的熟朋友)在混乱的群众集会中被撞死。他要是活到现在,也58岁了,死的时候才16岁。
   武汉的1968年7.16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活动中,一次就死亡三百多名青年学生。后来上大学的同班同学赵胜亲身参加过这次死人三百的纪念伟人事迹的大型活动,证明了这个没有官方公布任何数字的事实。
   这些都是我所亲见亲闻的“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小孩也玩斗争
    从1966年到69年,无学可上。除了去城里看大字报、看武斗、看批斗会辩论会,就无所事事。那时,父亲被打倒了,没几个人愿意跟我玩。学院里孩子的阶级斗争意识也很强,谁谁爹是干嘛的都一清二楚。有一天,“小六”跟我说,“我爸爸叫我别跟你玩”,小六是学院里中层干部的孩子,他这样直接告诉我已经算是最友好的了。 一群小孩聚在一起在说什么,我也凑上去想加入,被为首的一同龄小孩喝道:“你滚你滚”。我去南湖边游泳,被一群孩子围上,逼我在地上写“我投降”,不写就打。我走在任何地方,随时都有可能窜出一帮孩子对我挑衅,有时一帮孩子突然朝我家窗户上扔石子。这类事是层出不穷,那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人家也没学上、没事干嘛,你又是“黑七类”子弟,不欺负你欺负谁?十几岁小男孩本来就富于攻击性,欺负人多有乐趣啊,加上阶级斗争的煽动,不仅大人,连孩子都极具斗争性。小男孩们都是成帮结伙的,没事就一帮一伙四处游荡。只有我常常是孤独的,因而干什么也不用跟群。也就是因为没事干、也想少受些气,我就一个人经常、有时几乎天天跑到城里看大字报、看群众辩论和武斗,看许多运动场景。别的孩子很少有像我这样关注运动风云的,所以一连几年,我积累的文革信息比同龄同城的孩子多、印记深。我经常受到袭击辱骂的事从来没跟爸爸妈妈说过。那些年,我就是在这种极度压抑中长大的。
   身边对我一直友好的,是对门的一个“右派”家庭,他家的孩子天天跟我玩。我至今对他一家心存感激,对女主人李筠贞老师充满敬佩之情。李老师的丈夫是 “右派”知识分子,五七年被送到沙洋农场“劳改”(就是服刑)。她的小儿子施七一与我同岁,七一的五哥施小五是69届的,比我大两岁;他们的四哥施天生是高中生,下乡前那两年也在家玩,在文革那时叫“逍遥派”。那时我从没见过他们的父亲回家,他们被抓去劳改的父亲一去那么多年也从来没有回来过(多么残酷不公啊)。记得总是互相借书看,也只有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可看,他借给我一本《红旗飘飘》,我借给他一本《星火燎原》,就这样有书换着看。几个小孩我们还经常去垃圾堆里扒铜,扒出碎铜废铝卖钱换零食吃,也成了乐趣。最经常的是结伙去南湖游泳、打水仗玩。施家的孩子给了我心灵的宽慰。那时只是想有人和自己一起玩,不懂心理学上的“友谊需要”能给人带来什么,现在回想,那种在你蒙难时期对你的友好,就是给人心灵的慰藉。很可能是李筠贞老师如此教育过他的孩子,李老师是湖南人,生了7个孩子,施七一就是最小的孩子,她的大儿子文革前考上北京钢铁学院。 我到他家玩,善良的李老师总是笑眯眯地对待我,喊我“北岳”,提到我爸爸,还称“梁院长”,对我很慈祥。文革结束后我回过一次华农看过李老师一家,那时她丈夫已经从沙洋农场释放回家了。文革时使得很多人心灵扭曲、人性恶化,无端地伤害他人、残害他人,在那样险恶环境中也仍然留有人间善意和真情。李筠贞老师和他一家就是这样的善良的人。
   “右派”知多少 其他的玩伴多是讲师教授的孩子,有好多个同龄孩子父亲都是右派。这都是从孩子口里知道的,谁谁谁爸爸是右派小孩们都知道。那时感觉,几乎是个知识分子就是个右派,大学和中学里充斥着右派,好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的父母都是右派。
   我的婶婶一家也在武汉。我没见过叔叔,反右时叔叔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到沙洋农场劳改,死在沙洋劳改农场,死的时候很惨,一张破席一裹就埋了。婶婶有一大家子女,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岁。婶婶是个医生,叔叔服刑后就一个人拉扯着五、六个子女,生活非常艰难。文革中我们也有来往,还把王任重儿子放到我们家的几件物品放到婶婶家保管。
   我的姨也在武汉,姨妈姨父都是武汉市文联的文化干部,姨父是个作家。夫妇俩都被打成右派,反右和文革中都被劳动改造过。后来叫“摘帽右派”。
   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老战友,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叫罗青,五七年反右时是国家物资储备总局局长。我父亲在北京国家计委工作时两家来往过。五十年代他就认为斯大林有错误,跟我父亲私下争论过。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撤职开除党籍,发配到南京的一个公园工作,每月给100元生活费(文革后,平反回北京,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住进了崇文门的部长楼,那是后话)。被打成右派的,党外知识分子居多,也有一批党内说真话的干部。
   自己身边就可以数出一二十个,全国有多少?少年的我就有这个直接印象和感受——右派太多了。而右派及其子女就是毛统治那个时代的“贱民”。
   死人知多少
    大批斗开始后,死人的事越来越频发。那是1967年到68年,最混乱最恐怖的年月。经常有人自杀。我们小学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体育老师叫雷和众,挨批斗后,爬到高高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了。同龄同学的母亲,一个讲师,为女儿“写反标”挨批斗的事,上吊自杀。我郑州的一个姨父,是个消防干警,解放前当过警察,为此受审挨斗,割腕自杀了。离我家一路之隔的一个讲师之家,我们玩伴的哥哥杨小村,是高中生,因父母挨批斗长期抑郁,在家里上吊自杀身亡。这是发生在我身边所亲知亲历的。那时,文教界人士,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是普遍现象。
    至于打死的、武斗死的,更不知有多少。
   

此文于2013年10月1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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