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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二)/梁北岳


   
   
   
    前言 文革是国家浩劫、民族灾难。这本是铁的事实,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一铁案在我们社会是没有异议的,即使很多人对毛仍有怀念,但对文革应不会有人说好。直到今年我偶然打开“乌有之乡”网站,才知道居然还有一些人大唱文革赞歌,并有叫嚣“再来一次文革”的,这令我十分震惊。 近年问过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大学里有讲文革的课吗?“没有。有一点也是一带而过”,“基本上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这令人忧虑。这么大的一场民族灾难,由于当局一连30多年奉行回避、掩盖的政策,让下一代年轻人对近在眼前的一段惨痛历史几无所知。而且,当今的毛派,并非我以前想象的只是那一部分经历过文革的人,随着他们的老去,秉持个人迷信的人会退出历史舞台,不是的,恰恰是大批的当代年轻人受到影响被裹挟其中,成为新的毛派,甚至盲目地成为文革的新的鼓吹者。这就不能不引人忧思了。

    10月1日前,接老同学赵旭光电话,说: “我们这一批人文革后能上大学很不容易,是很特殊的一代人,都经历过文革,后面的人基本不知道那一段历史,我们应该把那一段历史写下来,留给后来人。我有这样的想法,想让大家写出来,我来出书。” 我说,“我很赞同,我也想写出来。”他说:“那我是你第一个读者”。老同学的一句话激发了我,恰逢此时我也感到写作欲望直撞胸膛,于是奋笔疾书把沉淀了几十年的东西倒出来。
    我谈文革,虽谈不上“重大历史事实”,更无重要历史人物,但也代表一个层面,是以一个受冲击的中共中层干部的子女、一个从少年到青年全过程历经文革的视野来看这场荒唐运动,可以给后来人充实一下文革见识。
   
   
   
   大批斗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大抄家、破四旧风暴刮过后,就开始大批斗了。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老师,斗文化人。在毛主席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鼓动下、中央文革发出斗走资派号召后,就掀起了汹涌的批斗高潮。大专院校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1966年下半年,连我们孩子都知道:李达死了。李达是武汉最富盛名的大学武汉大学的校长,最早挨斗,首先在劫难逃。在华农,按照级别,依次批斗。地点:风雨操场,就是华农最大的体育场。第一个被斗的是,许子威,院长兼党委书记,1926年参加革命,8级干部,六二年被批为老右倾。斗争会上千人参加,无非是扯历史旧账,许院长很有斗争经验,沉着应对,群众说你是反党,他就承认我是“引火烧党”。第二天批斗会是斗童院长,童院长资格老,10级干部,但不主持工作,几乎是退休状态,逢批斗必装聋作哑,保护了自己,群众没怎么狠批就放过他了。这两个批斗会我都去看了,到会场边缘躲在一旁看。第三天批斗会是斗我父亲梁维直。这回我可不敢去看了。第四个批斗会是斗党委副书记崔连贵,是个较年轻的干部,南下干部,才四十几岁,做党务工作很多,得罪人也最多,因而被斗得最狠。每个被斗人都是脖子挂大牌子,名字上打叉叉,两人人架着胳膊叫你低头弯腰,那姿势叫“喷气式”。下面群众不停地提质问、喊口号,上来发言的一个接一个。这时,还算是“文斗”。
   在我家住的小区块的大马路上,成了一个热闹的批斗场,每到晚上还有一个个小批斗会,一群人围着一个人吼叫、多少只手指戳戳点点、吐沫星子乱喷,被斗的人低着头瑟瑟发抖地回答着无端的指责。这种群众自发批斗会,斗的都是一些老师、职员。有一次,我看见我们小学的一位大概有50多岁的女老师叫邓若英,晚上被一群人批斗,就纠缠她的地主出身问题。还有一次,有个斗人者指着被斗者大骂:“三年困难时期你用三十块钱买一只鸡吃!…”被斗者是个老知识分子,工资高些。这也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行。言下之意:我们工人30元钱要过一家人日子,你30元钱来吃一只鸡。这些语境和场景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仇恨、斗争、发泄是那时社会氛围的主旋律。
    我父亲从此就开始了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挨批斗、写交代的挨整生涯。父亲一下子就变苍老了。当时我看着父亲那痛苦的样子,最怕他自杀,他一出门去,我们就担心他回不来了,每天都在一种恐惧中。
   那时,我常跑到城里看大字报,去得最多的是武大、湖大、水果湖省委那边。有一次在省委的洪山礼堂看见批斗副省长王海山(那时批斗会场随便让进),那也是个老红军干部,被勒令戴高帽子一直跪在地上,到批斗完了,王海山被憋得脸红脖子粗,几乎是趴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校园里铺天盖地的满是大字报、大标语。1966年是揭批各单位走资派领导、“反动学术权威”;到1967年初就开始直接点名批刘少奇、邓小平了。
   1967年上半年,记得是6月份,七.二0事件之前,造反派把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给揪来了,在华农斗了一场,我看见了王任重被挂着大牌子,被扭胳膊做“喷气式”,华农副书记崔连贵被摁在旁边地上跪着陪斗。
   到了1967、68年,批斗的粗暴程度就升级了。最难忘的是1968年5.16.腥风血雨的一天。那一天,是造反派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发表2周年,召开了一个全院全体师生员参加的批斗大会,学院每个“走资当权派”、“反动教授”都被揪到场。那一天,我父亲被打的鼻青脸肿,膝盖上也红肿了,是造反派勒令跪地跪的。那一天晚上,我感到真是腥风血雨,非常恐怖。父亲是被造反派夹着胳膊押回家的。我们给父亲擦身上的伤、鼻子和脸上的血涕。我父亲挨打后第二天就病了,得了急性黄疸肝炎,腿上一按一个坑。这个批斗会是在学生大礼堂开的,我没敢偷偷去看,我很害怕出现恐怖场面,没敢去。据说那天每个人都挨了打。许院长也被打被斗得生了病,住进了好像是同济医院,不给住病房,躺在走廊里,还是一位没被打倒的省委领导看到了,发脾气了,说:“湖北省有几个八级干部!”这才住进了病房。最惨的是副书记崔连贵,那天晚上批斗会上被人往屁股上捅了几刀。他家就住在我家旁边,第二天我看着他家人扶着他走出家门抬去医院,屁股上都是血污。但那时看到他背影我不敢上前说话。他是那天批斗会被打得最狠的。
   那个年月,今天老干部挨斗,明天老教授挨斗,后天又斗到不知什么人身上去了。批斗会、大字报是文革一连几年的最主要活动,被批斗的人,并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没说过什么反动的话(谁敢哪?),更没有参加或组织什么反党活动,大字报或批斗的内容都是扯些陈年旧账,扯不上反党,说任何事都无限上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有这个疑问:他们没反党啊,怎么就说他们反党呢?
   十几岁的孩子也挨斗 从1966年停课,到1969年3、4月才恢复中学,叫“复课闹革命”。我们好歹算是从小学直接升入了初中。在这期间,我父亲是被批斗最频繁、最厉害的时光,我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同龄孩子的欺负。那时父亲被关在“监护组”,不准回家,还不管饭,还得要家人送饭,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做饭,做好饭装在饭盒里,提了给父亲送去吃,一日三餐如此。在路上多次被同龄的小孩欺负。他们跟在我后面,一边叫骂,一边朝我甩石头。那时,我家已被勒令48小时内搬家,搬到华农最差的工人住宅区,每户只有两间小屋,到公共厕所拉屎撒尿,也是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生活。有一次,给父亲送饭回家路上,几个与我素无交道的工人孩子合伙袭击我,用拳头和武装带打我,我跟他们对打,但对方包围了我,打得我鼻血直流。回到家也只有我一个人,十几岁的我没有任何人安慰,只有隔壁的一位工人子弟见了我一脸血回到家,同情地喊了声:“哎哟,北岳被他们打得好狠呐!”这也使我感到一丝安慰,毕竟没有任何敌意,就算是安慰了。那时,在华农、在文革那个环境中,整天、整年都是处在敌意氛围中。他们袭击我只是为了取乐,也许是有一种优越感需要表现、要由孤独的弱者来承受吧。这样的路遇袭击、发生流血冲突不止一次。那时内心的感到无比的压抑。
   小孩子袭击这还不算什么。最令我压抑的是在学校受到批斗。69年上了华农附中,我整日处在压抑中。有一次我在英语作业本封底瞎写瞎画,上边写了“英吉利帝国”几个字,下面为写连笔字好玩,写了几个“好好好”的连笔字,再下面,写了一行字“没有一个生活的中心”。这一下,被排长刘荣忠抓了个反革命现行(那时班主任老师叫排长,学生班叫“排”,年级叫“连”)。这个老师四十出头,教我们数学课,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解放军旧军装,永远一副专政者的神情、一脸的严肃和正气。动不动就训斥我:“你搞邪了!”进中学后我在他手下不记得写过多少次检讨了。这次抓住我的“现行”,这个刘排长没放过我,组织全班同学整整一下午什么也不干专门对我开批斗会,班上三十几个同学,每人发言,除了几个“落后分子”不积极外,个个起来踊跃发言,说我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是阶级敌人,是受家庭影响等等。当时在批斗会上气氛紧张,我暗下决心,要是有人上来打我,我就冲出窗户跳下楼去。挨整的我在班上成了个众矢之的。下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几乎没有人对我表示友好。只有一个华农附中老师的儿子(他父亲也是“右派分子”)跟我慢慢做了好朋友(后来我们下乡在一组),还有一个老工人的子弟谨慎地和我接触。后来那个道貌岸然的“刘排长”教师因对高中女生做了什么坏事被抓了。那是后话。
   班上的语文老师叫刘丹的,也许阶级斗争意识太强,老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嘴脸,初中两年中经常对我横加斥责。令我深受创伤的是,快毕业时在课堂上当全班面声色俱厉地骂我“小反革命”!那是1970年冬季,我已经16岁了。我从小就相当兵、当解放军英雄,理想是当将军。看着别的干部子弟在那年月都当兵了。我父亲也有老战友,我知道有位父亲老战友在福州军区是空军政治部主任,我就把家门挂上一把锁,也没跟学校请假,拿了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只身去了福州。那时哥哥姐姐下乡、妈妈和弟弟下乡、爸爸在“五.七干校”喂猪,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独自生活、上初中。找到了福州军区,见到了父亲老战友罗丰叔叔,他温暖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那个时代难得的让我心里热乎乎的温暖,但他告诉我:“你李阿姨(他的夫人)也在受审查,也没解放,因为这个,你看,文柏他们(他的二儿子)也没能当兵。”我知道,父亲没解放,想当兵是不可能的了。就这样,三天后我又回到了敌视我的那个中学。在课堂上,那个语文教师故意点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没上课自然答不上来,那教师对我勃然大怒,拧眉瞪眼,当堂狠狠地破口大骂:“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跑到前线,刺探军情,…你这个小反革命分子!”那情景、那字字句句,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忘掉也忘不掉!那是我稚嫩心灵受到的莫大伤害,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啊。 真不理解一个三十几岁的教师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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