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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六)/梁北岳

   
   
   
   
   


    在四川亲眼见生态破坏
    林彪事件后对老干部的打压有所松动,我父亲也被解除了劳改,在1973年,我父亲得以有机会回了一趟他阔别40年的四川老家,我有幸随行。有一天我随亲戚徒步30华里来到蓬溪县高平镇的一个乡村,那是四川盆地的中心,丘陵地形,一路没见树木,当我登上最高的一个山头,那景象让我震惊,放眼望去全是一座座光秃秃裸露红土的山包,一片红土,像火焰山一样没有植被,不见绿色。我问怎么没有树木?亲戚说,大跃进时全砍光了!都拿去炼铁了,以前这里全是这么粗的树(说时用手这么一比划),哪看得见红土。那是我第一次亲见大跃进带来的恶果,让人心情沉重,留下太深的印象。【1987、2003年再回那里,看到的是满目翠绿,恢复了植被,那是后话。】
    在四川同样看到到知识分子的悲惨境遇。我三公是个老知识分子,右派,文革又挨整,被学校解除公职下放老家劳动。那天我住在他家,见他蓬头垢面的,每天对着猪说话,不知说什么,亲戚对我说,他“疯了”。四川盆地本是自然条件很好的地方,可是老家农民家里那个穷啊,比我下乡的地方还穷…我没见过跳蚤,在那里农村住的第一晚就染上了跳蚤。
   
   贱民的滋味
    土改、1955年的肃反、57年的反右等每次运动都造成几十万上百万新社会的贱民,文革又造出大批新的贱民,我就是这批新贱民中之一分子,有幸深入地尝到了贱民的滋味。我在农村几年,一贯劳动表现极好,双腿双脚染农药溃烂了都不肯脱离最艰苦的“双抢”田间劳动,连知青朋友都笑“夸”我是“吃苦的专家”;我黑夜救了生产队的耕牛,公社团委书记在5.4青年节大会上都说“向梁北岳学习”,还得过先进知青奖状。 招工农兵学员的指标下来了,公社推荐我上学,但到了上边却终因“父亲问题”被刷下来了,难过得我有三天时间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还一天也没停止在地里干活,幸亏我那时学会了自我心理调整术才转过神来。 招兵的又来了,别人“工农革干子弟”可以穿上绿军装,而我这个从小就立志当兵干革命的傻小子只能眼看着别人走进部队。谁都知道,上学意味着饭票、意味着逃离农门,当兵意味着获取政治资本,尽管我自以为自己不屑于饭票和政治资本,是为了更高的理想,内心里极为自信地认为自己“根红苗正”,但也无法改变自己“可教育好的子女(毛泽东发明的词语)”的贱民命运。你的上升通道不是堵死的也是排在末位的。这,就叫“贱民”。这是那个社会与时期所特有的.
   七五.八特大洪水——严密封锁消息的典范 1975年8月,我父亲不幸突然去世,我母亲和弟弟要从河南赶往武汉料理父亲后事,因驻马店一带发大水,京广铁路被冲毁,不得不从郑州乘飞机赶到武汉。从家里发生的事上,我才知道河南出现了很大的洪水,但这洪水有多大,死了多少人?无从知道。现在的人无法想象,这么大的一场洪水,死了很多人,报纸上居然没报道! 几个月后,春节我从武汉坐火车去郑州探望母亲,途经河南驻马店-明港一带,目睹了灾后景象——村庄全没了,原先见过的庄稼、树木、房屋都没了,只见裸露的土壤了,可见洪水不小。在河南听人们传说两个水库垮坝,大水冲下来把铁轨拧成麻花、把糖厂泡成甜水,还死了很多人。直到80年终于我有机会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看到了纪录片——只在我们那类学校作内部资料放映——《特大洪水》,记录的就是那场75.8特大洪水:3天内600毫米集中降雨导致石漫滩和板桥水库垮坝,2、3亿多立方米大水冲下去,受灾面积几百万亩,死亡灾民20多万人;车站上的列车被冲向几公里远,到处都是死猪死牛(未见死人镜头)……而当时报纸上却感觉不到发生这么大事。这个纪录片没说假话,但那是拍给当政者看的,不是为给人民看的。当政者对人民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不想让老百姓知道的老百姓一点也不能知道。
   
   
   连续十多年的洗脑和高压钳制
    文革时期对人民大众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的高压钳制到什么程度,是后来人们难以想象的。第一个洗脑是:每天的报纸、广播都有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提起任何事情,都要先批判刘少奇再说。把最恶毒、最仇恨的字眼堆砌到刘少奇头上,每天都叫喊“把刘少奇斗倒斗臭”。 第二个洗脑是:每天的报纸头版报眼都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每说一件事要先提毛主席教导,任何一个经济上的成绩,都是毛泽东的功劳:爆炸一个氢弹,是“毛泽东思想响彻云霄的凯歌”;造出一个万吨轮(如“风庆轮”——文革时期中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都是典型的文革用语。不仅浸透了宣传媒体、课本的每一页纸,就连科技甚至纯技术书籍里面,也都塞满“毛主席教导我们…”、“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这类牵强附会、胡说八道的语句。每开一个会、每一个发言,不引用毛主席语录不开口,不恶批刘少奇不说话。这样的高压牵制,整整持续十年。任何人不能表达哪怕只是温和的不满,表达不满即遭厄运。
   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把一切溢美词句奉献给毛泽东一人,开动了一切宣传手段和一切文艺形式赞美毛泽东,把人类赞美之词几乎用尽。讲革命斗争历史,只提毛泽东领导,不提其他任何人,让人民群众以为革命胜利全是毛一个人的功劳。建国以来党没有任何错误。有功全是毛泽东的,有过全是刘少奇的。上述这些概括,用不着举证,只要你打开文革时期任何一天的报纸,你想找不到都难。对毛歌功颂德与对刘恶毒攻击铺天盖地、无孔不入,高压舆论密不透风。文革时的“四大民主”并不是可以允许给党提意见,而是按照中央文革的导向把矛头针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谁也不敢偏离这个方向。那时个人的书信笔记也不敢表达不满意见。任何私下场合也不敢对文革、对毛的领导表示丝毫不满,一旦被告密,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
   20多年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长达十几年的阶级仇恨灌输和阶级斗争教育,宗教似的歌功颂德洗脑,十年连续不断高强度地批判刘少奇、妖魔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完全闭关锁国、与国外彻底封闭隔绝,压制任何不同声音和非共产党思想,我们那一代人从少年到青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比我们年长的一代人也是在这种高压钳制下活过来的。
   这种高压舆论和思想钳制不能不说是极其可怕的,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历朝封建社会也没有做到。造神运动、以及用编造的“理论”来批判政敌的运动,其可怕就可怕在造成了一代人的愚昧和盲从,搞乱了人们的信仰和伦理,颠覆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文革最大的成果和遗产是,对几亿人做到了彻底洗脑,对于专制统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极大成功。使几十年后至今还有那么多的国人走不出毛的虚幻光环和文革的神秘误区,让个人迷信在一部分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形成固定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文革长期、封闭深入地大规模洗脑所造成。
   
   
   造反红卫兵的下场
    当年被毛泽东利用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和冲击党政军的“红卫兵小将”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革命造反战功而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丝毫政治资本。76年2月我进入武汉建工学院机械厂(按“顶职”政策)当了一名铸造学徒工。没想到这里竟然“藏龙卧虎”,我有幸在这里认识了几名当年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生造反兵团的头头,被审查而一直被扣在学校没做结论、没分配工作。因同厂同宿舍,我与他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性格热情洋溢的彪形大汉,当时的红卫兵造反小将张豫晋,他父亲文革前是解放军总参测绘局的大校局长,1966年8.18.老毛首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是他被中央文革安排在城楼上呼口号。1967年张春桥挑唆北京几个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掀起了揪斗刘少奇的热潮,他们这些“小将”都是揪刘战斗队头头。他们对我讲述起当年周总理怎样把他们接进中南海、怎样劝说他们不要揪刘的故事,周总理说的每一句话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小将们”斗垮毛泽东的政敌、揪斗走资派的历史任务完成后,毛泽东派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军宣队就开始收拾他们了。从1969年到70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集团”等运动,就是针对这些青年造反者来的,把他们一个个打得人仰马翻,整得鬼哭狼嚎。张豫晋亲口对我谈及:清查“五一六”那时候就是咬人啊,抓人还是我带着去抓的…我问,你干嘛要咬别人啊?他说,你不咬,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抓你啊。“咬人”就是指乱编造假口供,按专案组的要求编,诬陷指控其他同伙,甚至是无辜者,抓出更多的人,有的人就被判了刑。说起那段历史时他们都是带着心惊肉跳、不寒而栗的心情。那些为毛泽东整人立下汗马功劳、搞得天下大乱的造反派,最后都被整肃,成了替罪羊。老毛说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其实他自己整肃学生的那一套比刘少奇厉害不知多少倍。
   武汉的著名造反派头头,连我们小孩都知道的,如“武汉钢工总”的司令朱洪霞、华农“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高玉泽,等,都是大夺权时红极一时,进了革委会,没多久又都被拉下马,整的一塌糊涂。文革时期就是这样荒唐,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象丛生眼花缭乱,背后只有一个实质,一条黑线,那就是被老毛利用来搞乱天下,来整人,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而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知他们这些造反派有没有反思自己给社会带来什么,但只要脑子没糊涂,总会反思是被人利用了吧?他们这批人,最清楚文革政治是怎样的肮脏不堪、无耻卑劣至极。那一段历史,应当让他们好好写一写。后来的新生代,不要以为报纸字面上宣传的文革是什么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而进行的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真的,以为文革真是那样崇高。崇高的东西即使认识上出了偏差错误也不会是荒唐的,只有不可告人的卑鄙阴谋才会演出一幕幕荒唐剧目。
(2013/10/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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