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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五)/梁北岳


   
   
   
   

   下乡见闻
   1971年2月踏上下乡之路。这是文革开始以来长达近5年时间,一直处在敌意氛围中,第一次觉得好像解放了一样,所以妈妈流泪送我而我却没有悲伤,反而感到轻松了,感到总算摆脱敌意环境了。随学校组织下乡是集体从武汉徒步五百里走到湖北江陵县熊河区永兴公社(那时美其名曰“拉练”)。在公社,副社长接见我们,谈到本地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陵是湖北的乌克兰”,意指大平原、土地肥沃、富饶的粮仓,这是下乡时我记住的第一句话。傍晚分到生产队,民兵排长带我们俩在煤油灯下见到生产队长,第一句话就是:“又来了两个劳动力”。立时感到与在中学时接受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意境概念相去甚远,这是我到农村记住的第二句话。同组同学就是班上唯一的真朋友,父亲是右派、每天在田里耕地的唐老师的儿子。
    江陵县熊河区是血吸虫重疫区,我们那比谁都革命的中学领导们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以革命的名义把一大批十几岁的少年下放到这血吸虫窝子,然后绝尘而去,再也没有来过,包括一言一信。
   农民的贫苦 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贫穷的生活、匮乏的物质、极其艰苦的劳动、极其枯燥的生活、文化的荒漠。只有这样概括,才准确、真实、简明、符合实际。农村的物质生活实际上还停留在解放前后的水平。
   队里给我俩安排的住房是为前任沙市知青盖的房,他们上调(进厂当工人)走了,这座破茅屋就给我们用。前任知青国家拨给每人有二百元安家费,我们这届没有了,叫做“填空补缺”,填进知青抽走的队,每人只下拨60元补助费,交给队里掌管。
   我们的住房是稻草屋顶,土砖墙,泥土地,窗子只是个空洞,没窗扇,没玻璃。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下。屋里生态多样化——老鼠窜、癞蛤蟆爬,蜗牛蚯蚓鼻涕虫,蚊子一抓一把,地上还长草呢。我的铺还不错,是个木架床,但没床板,铺上竹条和稻草倒也挺暖和。有一次睡觉时感到有东西在脸上、胸口爬过,醒了一看,是个大老鼠,正围着蚊帐四周打转,想跑出去,一看恶心,打开蚊帐放了它一条生路。这样的屋子我住了5年。农民住的房子比这好不了多少。
   照明一直是煤油灯。吃水用木桶和扁担到水塘里挑水。做饭用秸秆在灶里烧,一口铁锅做饭菜。洗澡在大木盆坐着用水浇。拉屎撒尿最好办,广阔天地最方便。也有茅厕,就是用草缠竹棍,围成一圈,里面挖个坑埋一口缸,缸上搭块木板就成了。积点粪尿还可以种菜施肥,挺实用,每家如此。我们过的什么生活农民也过的是什么生活。湖北江陵农村不算最穷的,至少不像山区连大米都没得吃。也有少数砖瓦房(秦砖汉瓦),队里唯一的砖墙瓦顶房还是一个烧砖手艺人家。但多半房屋还是草顶土砖墙,或瓦顶泥砖房,除了在公社机关看到砖铺地,没见过哪家农民不是泥土地。完全是中世纪的农舍,完全是解放前的物质水平。
   农具有木制的水车——单人手摇的、三人脚踏的抽水车,犁、耙、手摇风车等都是中世纪用的农具。我们队里唯一的近现代机器是一台8马力的宁波产的柴油机,8百斤重,每次移动要8个壮劳力抬它。用它来抽水、打谷脱粒、碾米。
   到生产队后没过两个月就全队缺粮了,于是拉着板车步行到郝穴镇的国家粮库去买返销粮吃。什么是返销粮?就是秋后生产队按定额交够上交的公粮、留够种子粮,再分余粮给农户。可是吃到来年春季青黄不接时,农民家中的粮食就不够吃了。这时如果政府不管,那就得饿死人,再不就得出门要饭。如果那样,春季就没人种粮,那不是到夏秋又没得收?不是恶性循环?所以国家可能是接受了大跃进59年60年饿死人的教训,不敢再那样搞了,就乖乖地开仓把粮食卖给农民渡过青黄不接关。这就叫返销粮。农民哪有钱买返销粮啊?不用掏现钱,秋收时还给国家粮库里新粮就行了。那年月,我们队每年都买返销粮。返销粮可不好吃,陈年老米,味道不好营养又差,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队里唯一的富户是一个铁匠,拥有队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和唯一的一块手表。农民家里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收音机只有我们才有。可笑的一件事是,队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从同学那借来没用几天突然不见了,被队里一个青年农民“拿”走了。农民最值钱的衣服就是24元钱一件的咔叽布棉大衣,谁有棉大衣穿在身上谁就很得意,也只有青壮年劳动力才拥有,那是劳力强、能挣工分的标志。24元,要干几个月活才能换来啊。
   那时在农村最缺少的物质一是金属器具,二是纸张。刚下乡没多久,在农户家的茅坑里见到许多铅印书纸,定睛一看,原来都是毛选里的书页,不由得吃了一惊,要在城里那还了得?后来知道了,毛选是不要钱成批发下来的。可是谁看哪?没别的纸就把书撕了擦屁股用,家家如此,这比拿稻草卷擦屁股强多了。还有用毛选书纸来糊墙的。农民是真够直率的。
    各家各户过春节腌制的腊肉,吃到五月栽秧就没了。一直到下一个春节都没肉吃,各家都是“全素斋”。供销社偶尔卖一点猪肉,很难碰上。
   我们2月份下乡,到五一节一直没休息也一直没吃过肉。到供销社一看连肉皮都没有,我们就用竹竿做了个叉子,逮了一篓子青蛙,打了一回牙祭,这算是三个月头一回吃肉。后来的日子依然是没肉吃。我和同组同学有一次打到黄鼠狼,没舍得扔掉,煮来吃,只是因为太骚臭,没吃几块肉就扔了。知青同学里,没少发生偷捉农民鸡、狗来吃的事件。
   那年代,农民生活的最大困苦是一年四季极其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而又所得无几,勉强维持生存但却没有发展,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而且没有希望。种田人完全没有生产自主权。城乡差别一点也没缩小。上级天天叫喊学大寨,可是农民们不知道学什么,也没兴趣学,因为与改善他们切身利益无关。
   收麦子是干苦活的季节,队里民兵排长李云耀是个当过解放军见过世面的人,那天干活休息时坐下就不想起来了,表情凝重地说:“去了一趟城里回来真不想干活了,城里人不干活也有吃的,乡里人一天不干活都不行,唉,乡里人真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队里有个妇女,怀着大肚子也不敢休息,农忙时快生了,为了抢工分还在地里干活。
   在一个春耕季节夜里刮大风,把牛棚吹塌了,我第一个发现并敲钟、喊人来救牛并自己奋力救出几条牛,全队农民夸我为队里立了大功,为此登上了1974的《荆州日报》,说什么我正在学毛主席著作,然后救了牛。也为此公社提拔19岁的我到公社农科所当副所长。就在这个所有一个县劳模叫“九哥”,得了肛瘘病,到镇上治不好又上县医院,卖了鸡、卖了猪,最后卖了屋上的瓦,还是治不好。我过完春节从武汉回来不见了九哥,所里人告诉我,九哥因治不好病投水自尽了,撇下一个9岁的女儿……
   
   
   农村的体制
    文革时,人民公社是算是定型了、巩固了。小队是核算单位,上面是大队,大队有半脱产的大队书记,大队上面是公社。我们永兴公社有一万多人。公社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公社有书记和社长、妇女主任、武装部长、团委书记。有卫生院和中学,中学只有一个初中班;诊所里面有一个病房几张床。还有一个商店,一个农机站,农机站只有一台破旧的东方红拖拉机。商店里卖点盐和煤油、煤油灯和布匹、锅碗菜刀小农具等日用品。公社机关有一个磁石式的电话交换机,带那种摇把子电话机,电话可以通到区里,并且兼广播站。公社书记什么都管,主要是管农业生产,连粮食怎么种都要管。
    我们严北七小队有580亩地,一百七十多口人,三十几户人家,七十多个劳动力。每年打十六万斤毛粮。我在农村5年,年年就是十六七万斤产量,几乎没什么增长。队里有正副队长、民兵排长、财经队长、记工员,还有妇女队长、贫协主任。都是不脱产的。小队是经济独立核算单位。
   那时我们农村自留地还是有的。我的屋后就是自留地,自己开垦、浇粪、栽种管理,种的菜好吃极了,自给自足。
   耕牛全归生产队统一饲养,农民没有大牲畜。大农具也归生产队,只有一根木把一块铁的铁锹锄头等类小农具归个人。农民家里都养猪、养鸡。春捉猪娃年关杀,一半自己吃,一半缴国家。春节腌点腊肉,吃到五、六月份就没了。养鸡就是为了换盐、换点灯的煤油、针头线脑日用品,换点小酒喝。那年月,城里人吃的猪肉就是农村老百姓这么一头一头养出来的,鸡蛋也是一样。
   
   
    干活是大锅饭
    队里农活由生产队长统一安排生产,队长还管社员的分配,是队里群众选出来的,队长是最累人的差事。每天队长第一个出工,先铛铛铛敲钟,叫大家出门干活,然后安排田间活路。哪个妇女来了月经想不下水田、要干点旱地活,也得经过队长同意。队长经常要为社员出工晚了而发火,因社员不服而怄气。那时,敲过上工钟常常不见人出来,可是收工钟一敲,人们马上就往家跑。当时形容叫“上工像乌龟、回家像兔子”。种集体的田没积极性,种自留地干劲冲天。平时干活大锅饭,只有到抢种抢收、“一天办九天粮”季节,不得不实行计件制,干活才卖力。
   我们队里的工分价第一年是四毛八一个工,第二年是四毛二,最高一年是五毛二。一般只有壮劳力才能拿“十支工”,妇女拿到八、九支工,像我这样的刚来还不会干活的16岁小青年,给七支工。也就是说,汗流浃背干一天农活,收入最多的能买三斤大米,少的只能买三斤多谷子。
    那时最令人讨厌的事就是开会学习毛著,下雨就开会学习,但没有哪个爱学,说闲话的、纳鞋底的、打竹器活的,哄小孩的,一片乱哄哄。讲话也是东扯西拉,没个正题。大家都是被迫来的,谁也没心思学,农民很原生态,又没文化,农村又是统治阶级力量最薄弱的地方,除了谈分配和讲生产才有点积极认真,对上级布置的任务就是不积极。
    在农村我亲眼见识了农民对集体劳动是怎样的没积极性,对集体经济、人民公社是怎样的厌倦。
   强迫命令种双季稻和极其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 最令农民不可接受的是,种什么也得上级决定。我们那里以前是湖区,传统是种植单季水稻,稀植,人也舒服,产量也高,一季中稻能打七、八百斤。文革前,生产队怎么种地还是自己决定。自从文化革命以来,种地的事上级也要管,上级非要农民种双季稻不可,公社领导专门督查,层层强迫命令,强逼着生产队推行。那时,可没有什么政策引导、物质吸引这一说,就是靠强迫命令。生产队没办法,只能压社员行动,老百姓没权,反正地也不是自己的,种子、化肥、耕牛等生产资料也不是自己的,叫怎么干只好怎么干。搞双季稻,劳动量加一倍,最热天要搞“双抢”,把人累得要死。早稻虫子还特别多,还得增加治虫成本。到秋收,两季稻加起来产量还不比一季稻多。农民们愤愤不平,说“二四得八不如一八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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