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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和企业的自由化

   
   
    中共决定于11月在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习近平主政近一年,至今还不知经济改革路向何方?9月1日,匆忙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多达35个中央部委。目前,李克强花了3小时听取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专家们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报告,方案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直正尊重农民的意愿。中共至今还未搞清,城市化首先是允许人和企业自由迁徒,否则哪来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类自由化的函数。
    600城市规划总人口20亿
    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刘奇,在2013年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发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干得好成欧美,干得不好成拉美。中国城镇化存在六大模糊﹕


    一是 概念模糊: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现在是“地”的城镇化,因为“地”城镇化政府挣钱,人城镇化政府要花钱。
    二是 格局模糊: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专家们仍争论不休。
    三是 路径模糊:靠行政还是靠市场推动?现在是靠行政推动,各地出现了一些鬼城、空城。
    四是 速度模糊:是大跃进式还是渐进式?英国城镇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用了120年,美、德用了80多年,日本用了40多年,中国用了22年。
    五是 功能模糊:许多城市功能单一,成了睡成,晚上大批从业人员用几小时从城里回到郊区的家,第二天早上浩浩荡荡又进诚。
    六是 规划模糊:现有600多个城市上报总规划加起来为20亿人口(十年内)。福建一个县25万人,规划建成面积达一百平方公里,控制区150平方公里,25万人最多8万户,一家得生十个小孩,多少年才完成?”。
    中共的“城镇化”,实际变为“圈地”,“圈钱”、“圈人”的“三圈”运动。用最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撑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产出规模最多的廉价产品。城市中谁的官大谁就是第一规划师,随着一亿多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觉醒,中共始终坐在火山口上。
    2013年“地王”记录不断被攻破
    2013年是习近平主政的头年,在中国城市的版图上,地王大战遍地开花,房企巨头和资本大鳄们在夺地中不断刷新地王的记录。中国的房地产究竟是成佛还是成妖?谁又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土地市场狂热度则是一种对中共命运极为重要的预示。
    在北京,一平方厘米的土地能卖到人民币4元。2013年上半年,北京土地总收入已达到664亿元,而土地成交面积为813万平方米,平均价为8167元一平方米。北京市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若将北京土地全部变卖,总价为134万亿元人民币。8月2日,美国商务部公布2012年GDP数据为1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亿元。美国一年的GDP不及北京的土地总市值。
    5月9日,上海浦东世博会AO9A—02地块经200轮竞价,最终被—台湾企业以12.12亿元拍得,楼面单价为39932元一平方米,溢价率高达47.5%(楼面价为一个层楼的价,若30层楼﹕单价X30=1平方米土地价),打破了2011年以来的上海“地王”价。但这一记录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同一区域地块被远东新世纪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9.78亿元摘得,成交楼面单价高达40079元一平方米。
    2008年,中国还未有房企进入年销售100亿的俱乐部,仅五年之后,不少房企朝500亿俱乐部进军,现朝1000亿、2000亿俱乐部进军的房企有的是。
   中共高层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购房需求会相应减少。但上世纪80年代,德国人口为7300万、1900万户家庭。2010年,人口增加800万,但家庭数上升为4100万户。人口仅增800万,但家庭增加了2200万户,现代社会老人和后代分居是潮流。今年来,中国每年多建1000万套住宅,但住房私有率在降。未来的城镇化住宅刚性需求在上升,中共能控制房价?或许是习近平的“梦”。
    历史上的各国政府都主导不了城市化,中共高层自以为对西方国家几百年城市化走过的湾路已经搞清,自己不再走弯路。中共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与美国人均达5000美元情况已大不同,那时还没有手机。政府主导城镇化需支付巨额的信息成本,世间变化是瞬间万变,中共显然并未作好准备。
    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今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查尔斯•亚当斯著《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该书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达,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坏。
    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得洛斯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钱集中放在得洛斯岛,供战争使用。希腊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胜利后,联盟并没解散。各城邦继续贡赋,来的太多太容易,雅典人无法抗拒诱惑,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盟友。大兴土木,一次次翻倍要求其他城邦贡赋,胆敢拒绝—男人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为奴。导致随后的战争中,联盟中超过150个城邦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后者不要求任何贡赋。雅典失败,在战争开始前便已注定。
    又比如罗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延续以往税制,不增不减。外派的总督是自己掏腰包养活自己。但随着疆域扩大,战争费的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派包税人收取海外的税赋。结果士兵们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将军们直接动用军人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被人称为历史上巴掌大的小国莫斯科公园一统北方,成长为俄罗斯,要感谢蒙古人任命他代为收税;西班牙帝国垮塌并非无敌舰队的战败,而是愚蠢的税收政策;亨利十八与罗马教廷决裂并非为了取美人安妮•波琳,而是夺取教会从英格兰收取的什一税-------
   
    央地关系十分紧张
    从日前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看出,中共体制内的央地关系十分紧张,原因是政府间的税制及政府和市场关系至今未理清。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6号文,官方认为经济运行出现了六大矛盾,金融秩序混乱,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财政困难、工业增速过快、外贸恶化、通货膨胀加速。朱镕基分别在7月7日的“全国金融会议”和7月23日“全国财政会议”上讲:“一是整顿,二是改革”。决策层明确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宣布改革1980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制,解决中央财政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财政已出现难以为继困难。
    1992年全国财政赤字为256亿元,其中191亿为中央赤字。中央财力不断恶化已影响到国防、军队建设等。1994年分税制改革来自地方政府阻力很大,为推进这次改革,朱镕基带队到广东、海南等省逐一谈判。广东省政府是“寸权不让、寸利必争”。显示当年央地政府在分税制谈判是异常艰难。为了争得各地政府支持,将原定分税制的基数年由1992年改为1993年,地方政府为尽可能提高计算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基数,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达35.5%。朱镕基明确指出:“中央财政在收入中应占大部分,在支出中占小部分”。这一收配原则,从1993年一直延续至今。截止2007年,世界金融海啸爆发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由1993年的22%升至54%,而支出占全国的比重由32%降至23%。随后,中央财政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而地方政府却每况逾下,在此种视角下,出现了全国性血征、血拆、地方政府大肆举债,不惜破产的怪象。
    供职于中央大型金融机构的简容认为,中央希望地方是永久不吃草地马儿,而地方总抱怨中央“总让马儿跑得快,但不给草吃”,双方博弈下来,中央默许地方可以自己找草吃,地方就把主意打到了本属私人田间地头的庄稼,现在庄户人不干了,把状告到中央,要赔偿,中央一边安抚庄稼户,一边告诫地方收敛,别跑的太快。问题是,对地方的马来说,活还得干,草料怎么解决,想出一个办法,从庄户手里买地,然后再转手卖给庄户,中间的价格差用来买草料,地方买地的钱从哪里来?找央行,怎么买地?找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地产商,收回来的价差就给中央提成。围绕着税收,已经触及央地财政关系,若这一矛盾不解决,习近平仅仅靠技术性调整,很难将税负降下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无动力却削减各自的财力”。
   不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解决政治体制与市场的关系,中共就难以应对城镇化的步伐。
    城镇化已无退路
    9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下称“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1980年后出生)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是53.6%,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达2.36亿,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中共的决策者们自以为有权就可以和市场作斗争,有钱就能把人圈到某个城镇中,但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哪个君王能做到?
    《发展报告》显示﹕所有行业中,户籍人口平均小时工资远超流动人口,其中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差异大于41%,住宿餐饮业37%,社会服务业22%,批发零售业相差13%。受过高等教育新生代人口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为0.5%,而有户籍的新生代为4.9%,差距近10倍。《发展报告》指出:未来20年特大城市仍将是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2010年中国有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16个,1000万以上超大城市6个,而到2020年特大城市将增加到21个,超大城市将达8个(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州、深圳、武汉、成都)。
    应对城市化的浪潮,中共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推动,但又缺巨额的资金;另一方面又用强硬手段打压房价,但房价越压越高,人心越哄越散。看清内幕的高官、权贵早已将资产转移海外,“弃船而逃”已越演越烈。
(2013/09/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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