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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孙中山还活着我会被关到监狱中13天吗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在中国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在复活节这一天,我,一个中国普通的公民向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反映情况,同时也是一个最普通的医生向中国地位最高的医生、一个学生向自己的老师反映情况,同时还是请求一个基督徒给另一个基督徒祷告,却被关到监狱中13天。我很想问一问何鲁丽老师,如果孙中山还活着,如果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您(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而是孙中山先生,我还会被关到监狱中13天吗?
   
   
   如果孙中山还活着我会被关到监狱中13天吗
   
   2003年5月18日
   
   一
   
   2003年4月10日,“非典”已经肆虐北京的时候,我的家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强拆了。那一天,没有通过法院的法律途径,事前没有通知,我们夫妻二人都到医院上班不在家,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就将我们夫妻二人强行扣押在单位的医生办公室里,限制我们人身自由9个小时,与此同时将我们家的房子强行拆毁,把家中的所有一切全部拿走。强拆后,我一家至今无家可归。
   
   我们这个地区以去年9月份开始拆迁,因为拆迁中有很多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如我们这个地区明明是以“危改”的名义进行的拆迁,可是拆迁公司却隐瞒这点,不按“危改”的政策办事,不许我们回迁。“危改”本身就很不合理,但是我们连“危改”的政策都享受不到。我写了一些文章,周围的街坊邻居也来我家谈拆迁的事情。那些开发商、拆迁公司的人对我怀恨在心。他们强拆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街坊邻居看一看,使这些街坊邻居不敢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没搬走的和面临拆迁的街坊邻居。
   
   被强拆后,我一家无家可归,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前几天,我和妻子露宿在中南海的新华门门口,我们希望能见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反映我们的事情。第一次,没有人理我们,我和妻子在新华门门口坐了一夜。后二次,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两夜。我们事情没有人解决,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鲁丽,16日、20日,我两次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所在地人民大会堂,可能,等待我的却是第一次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天,第二次被抓到监狱被关了13天。
   
   二
   
   在狱中13天,我就想,“拆迁”、“危改”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绝对不是“安危解困”,而是对我们老百姓的强暴与掠夺。近年来,很多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人士写了很多文章反对“拆迁”、“危改”,如2003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危改比“非典”还可怕》。还有2002年7月4日《南方周末》的文章《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在这篇文章中写到:
   危改,在1990年实施之初,曾经引来老百姓的欢呼,然而很快地,人们就发现,……,危改不时地演变成强暴与掠夺。
   
   1998年4月,由北京市规划局主办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最初,老百姓听到拆迁的消息往往激动得睡不着觉,整条胡同都沸腾起来,可现如今情况不同了。老百姓怕拆迁,听到拆迁的消息就发愁,有的人彻夜难眠。”
   
   被圈入危改片的房屋一律拆除重建。关于危改的"四三三"民谣流转在北京民间。开发商"四快":快轰、快拆、快盖、快卖。官员"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旧城"三光":房拆光、人搬光、树砍光。
   
   1998年之前,北京市拆迁施行实物安置,大量的居民被搬迁到了远郊区县。“表面上我们获得了更宽敞的房子,但是得不偿失。”很多被迁居民这样说,“就医、工作、孩子上学都是麻烦。”
   
   1998年12月,北京市出台了新法规,改实物安置为货币安置,但是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许多居民反映,货币安置标准偏低,拿着拆迁款却在市里买不起房,只能住到远郊区去,一些居民称其为第二次插队。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拆迁。有些人自己在外面有房,他们很高兴,拿了钱就走了。绝望的是我们这些走也走不起,回也回不起的穷人。我不知道危改到底是为谁解困。”正面临拆迁的一位南池子居民说。
   
   通过这些文字,是否能体会到拆迁、危改对老百姓的伤害。如果不搬,就来强拆你,对我的家强拆只是很多强拆中的一起,还有很多被强拆的人比我还要凄惨。
   
   三
   
   在狱中13天我还想,目前对北京旧城的拆迁,谁最应该反对,除了我们这些被拆迁户,还有那些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有很多的人大代表、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反对拆毁北京旧城的胡同、四合院。还是引自《南方周末》的文章《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
   文化的自杀
   
   1998年5月7日,法国《世界报》出现了不无讽刺挖苦意味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文章说,标志着北京特色的四合院胡同正在被消灭殆尽,土地投机者正在毁掉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保存下来的一切。
   
     《费加罗报》则说:“今天此地的开发商们正在像摆葱头一样密密排列着他们的塔楼。似乎没有什么可阻挡住这场文化的自杀。”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因广安大街扩建而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惟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故居遗址。
   新华社记者探访部分屋顶和墙已经严重破坏的区级文保单位蔡元培故居时,被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声责问:“这个院子,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中国就只有首都没有北京了。”李燕(全国政协委员)说。
   
     当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区的时候,每个区都试图建设五脏俱全的现代化小麻雀。1992年,西城区政府提出建设金融街的构想。而按照北京最初的规划,北京的CBD商务区规划在朝阳区。
   
   “我问为什么要建。一个副区长说,因为南边有一个人民银行,北边有一个中国银行,还因为西城区的存款是全市最多的。金融不是存款,这根本讲不通,”刘小石(原北京市规划总建筑师)说,“而且都以危改的名义进行。最好的地段,哪有那么多危房?”
   
   “如此分散且违反城市规划要求的大规模开发,造成基础设施的分散重复建设,导致北京迄今为止没有形成一个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商务中心,实际上延误了北京的国际化进程。”世界银行城市规划专家方可博士说。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外建筑师对北京表示了普遍的失望。一篇名为《北京:世界建筑中心》的文章,将这个城市评价为“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
   
   以上这些是从《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一文中摘录的,看到这些,每个人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的人,都应该起来反对目前在北京旧城的拆迁。我想,在我国领导人当中,最应该起来反对在北京旧城进行拆迁的、进行危改的,应该是我们的何鲁丽老师。在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师就随自己的父亲,当时的北平(北京)市长何思源先生,生活在北京旧城的胡同、四合院里,而且是典型的三进四合院。我们这位老师应该知道老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的价值,应该知道这些祖国建筑文化瑰宝的价值。
   
   而且,我们老师的父亲为了保护北京旧城,为了和平解放北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因此受到人民的尊重。从她父辈的角度,她也应为保护北京旧城做些事情。可是,我因为北京旧城的的拆迁,去全国人大的所在地人民大会堂向她反映情况,却被抓到监狱中被关了13天,不知是为什么?
   
   近来,中央电视台在播《走向共和》,我在想,如果孙中山先生还活着,如果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现在是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而还是孙中山先生,我到全国人大去反映在北京旧城的拆迁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会被抓到监狱中被关13天吗?
   
   徐永海
   2003年5月18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精神科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13520080866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2013/08/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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