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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黑暗的故事-刘晓波文学及人权人生


   作者:余杰
   
   
    《爱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也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我很少用伟大这个形容词来定位一本小说——而《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当之无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与国家史。那里面,有爱,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绝望,更有救赎。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小说从这个句子开始了长达五百多页的讲述。这不是一个绚丽而惊艳的开头,但绝对是顺畅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头,而且必然具有一种平静的气质。一部作品能称为伟大,绝不会因为它的控诉、愤怒与无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经对他说的:“当你哭到眼泪都干了,这就是你应该开始笑的时候了。”
   
   
   阿摩司·奥兹说过:“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难、珍惜记忆、捍卫历史的维度上,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相似。有时,历史需要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刘晓波就那样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扛在肩头上。我在写作《刘晓波传》的时候,恍然觉得自己也是在写一个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描述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没有比这更为妥帖的说法了。
   
   
    二零零五年,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索尔孟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索尔孟为西方读者描述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表彰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有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选为“传主”。
   
   
   刘霞在作为犹太人的索尔孟面前,将自己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索尔孟认同这一严重而真诚的比喻,并以此作为书中这个章节的题目。经过两千年的颠沛流离和二十世纪纳粹屠犹的惨剧,“犹太人”的身份不再是作为上帝选民的荣耀,而隐喻着必然经历无边苦难与羞辱的“贱民”。“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刘霞“中国的犹太人”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共政权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索尔孟引述刘霞的话说:“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
   
   
   
   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被索尔孟不幸而言中。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晓波本来示意刘霞用手机通知朋友,谁知刘霞不会用手机,平时她打手机都是晓波帮她拨好对方的号码。这个电话未能打出去,他们的告别是心照不宣的无言的苦笑。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故意选择这个西方国家欢乐休假的日子,将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同日,刘霞被非法软禁在家,与世隔绝,一直至今。中共当局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实施如此残酷的迫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独裁者都望尘莫及。
   
   
   
   在刘晓波被捕以后,我就有了为刘晓波传写作一本传记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因为这本书,我也成为中共当局必须拔去的一颗眼中钉。就在诺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酷刑折磨至昏死。最终,我携妻子和孩子从中国出走,而且“君问归期未有期”。
   
   
   
   铁磨铁: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
   
    我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叫《铁磨铁》,来自圣经中的话:“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回顾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铁磨铁”是一个最好的比喻。
   
   
   
   我与刘晓波的结识,有一些颇为戏剧化的细节。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中文系刚上硕士班的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这本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差不多每个大学生宿舍都有一本。那时,刘晓波还在狱中,那是他的第三次入狱。刘霞听说了《火与冰》,就买一本送到狱中给晓波阅读,希望他看到年轻一代人对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承接并由此得到感到欣慰。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以对前辈学者和作家的激烈批评而一举成名,被称为“文坛黑马”;而我在《火与冰》中也直言不讳地评点了不少名流先贤,也被称为新一代的“文坛黑马”。
   
   
   
    然而,让刘霞没有想到的是,刘晓波在狱中读了《火与冰》之后,给予的评价不是赞赏,而是否定。主要原因是我在书中对北大的一批中年教授有颇多赞誉,而这些人大都是刘晓波在八十年代就很熟悉的同学和同侪,很多人他并不放在眼中。他看他们的视角,当然与我这个有几分仰望的年轻学子不同。他据此认为我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少年人。当时,刘晓波对我的批评固然有失严苛,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我选择在真理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之后,我确实与很多北大的师长渐行渐远,而与我一起“出道”的孔庆东和摩罗更是堕落为权力的帮忙和帮凶。若不是我后来成了基督徒,若不是我后来与刘晓波成为挚友,我是不是也会堕落如斯呢?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刘晓波行事为人的原则,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出狱后不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我还是一个韩寒式的、少年成名的文化名人,围绕着我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议,但我还可以在媒体上露面、在大学里演讲,我的“敏感度”还没有亮起红灯。那一天,恰好是中国警官大学请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校方专门派车来接我。为表示对我的尊重,还有两名穿警服的老师随行。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参与对我和刘晓波的迫害的警察,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正在路上,我的手机响起来,对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是刘晓波!”这个电话不是向我示好,而是直率地批评我不久前在一个电视台的访问中的一段谈话。第一次通话,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这就是刘晓波直言不讳的风格。在车上,左右都是警官,我不便与刘晓波深谈,哼哼哈哈几句就说再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作家廖亦武来到北京,他认为刘晓波跟我该见一面,便安排我与刘晓波在一个朋友家会面。刚见面,我还心存芥蒂,话不多,刘晓波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致与我交谈,场面一时间显得很冷清。一刻钟之后,我妻子下班赶来,她才打开了冷淡的局面,我跟刘晓波慢慢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之后大家一起吃饭,朋友家的阿姨来自四川,做得一手好川菜。刘晓波比我这个真正的四川人更能吃辣,我记得那天他大口吃泡椒鸡杂、水煮鱼,满头大汗,风卷残云。大家都吃完了,他还用汤泡了一大碗米饭接着战斗。我们边吃边谈,逐渐发现彼此对许多人和事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告辞之后,我们刚上出租车,手机就接到了刘晓波发来的一个短信:“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句话,言简意赅。冥冥之中,一切就已经注定。
   
   
   
    在此之后将近十年时,我们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碰面,通常是在餐馆里一起吃饭,偶尔也到对方家中享受自己做的“私房菜”。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出来的。我们一起起草各种有关人权问题的签名信,一起为入狱的良心犯家属筹措救援金,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公开活动,最后一起修订零八宪章的文本和联络签名人。可以说,最近十年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我都是亲身参与者。当然,除了人权活动之外,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刘晓波在骨子里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文学中人。他最关切的是人性,而不是政治。
   
   
   
   传世与觉世:文学的“野心家”与人权的捍卫者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一年,刘晓波三十四岁,是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绝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四川偏远的小镇上,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沉闷的枪声,一夜之间我就完成了我的成年礼。然后,刘晓波入狱。三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我们偏远的县城,每年一千名高中毕业生中,差不多只有一个人能考入北京大学。
   
   
   
    在八十年代,刘晓波是一位文学的“野心家”。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青年刘晓波是一名怀着出名的渴望来到京城的外省青年。他野心勃勃,野性难驯,他不把前辈和权威放在眼中,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是他梦想。他首先说出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有的真相,然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奴性,接着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一个人人心知肚明却又相顾无言的事实“毛泽东就是混世魔王”。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作家是万人迷,诗人比后来的歌星影星更受追捧,刘晓波果然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博士。那时,他研究的题目是美学,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显学,而刘晓波本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爱看电影,听古典和摇滚音乐,流连于北京的美术馆和画廊。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一直写写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他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教授和一言九鼎的文学评论家。
   
   
   
    但是,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强悍如刘晓波也不能。“六四”的枪声终结了刘晓波的文学梦,他的人生更换轨道,驶入惊涛骇浪的出三峡之旅。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出入于监狱内外,很多时候他的家也变成临时的监狱。中国日新月异,物欲横流,人们以忘却作为升官发财的前提,而刘晓波将自己定格在那个恐怖的夜晚,跟“新时代”和“大国梦”格格不入。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那些良心犯的家人,而他们大都是在压力、迫害和困窘之下的忧郁症患者,中国人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于是刘晓波便兼任起心理医生的职业来,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抚慰和鼓励他们。他为一桩桩的人权事件拍案而起,尽管由于严密的监控,他很多时候无法身临现场,但笔下的文字却如泉水般汩汩地流淌。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文学”的刘晓波,转换成了“政治”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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