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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狱中再苦不如妻子在外边的苦

徐永海:狱中再苦不如妻子在外边的苦
   
   
   
   

   
   2013-8-1徐永海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在《祷告中国》中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狱中再苦不如妻子在外边的苦
   ——徐永海出狱后写给朋友们的第三封信
   
   2006年2月16日
   
   2003年11月9日,我被警察抓走了,当天被关到西城区看守所,第二天又被关到丰台看守所,在这几天中,每天只让我睡1、2个小时的觉,我要睡觉就向我棉衣里泼凉水。5天后,将我押运到几千里外的浙江杭州萧山看守所,路上用了15、1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铐在火车上桌子的腿上,我是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只能窝在那里。在萧山看守所仍然每天只让我睡1、2个小时的觉,我要睡就打我。在北京被其他在押人员打,在浙江也被其他在押人员打。
   
   2004年3月16日第一次开庭,5月14日改为监视居住,我被看管在一个森林公园的小宾馆里,吃、住条件比看守所好了很多,但是人身自由还是被限制。8月6日第二次开庭,被判有期徒刑2年。立即被关押到了杭州市看守所。9月30日被关押到杭州东郊监狱,10月22日被关押到杭州西郊监狱。在这2年2个月22天中,自己受了很多的苦,尤其是刚开始在看守所期间,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在牢里我就想到了,妻子李姗娜受的苦可能比我受苦还要多。出来后,我才知道,她受的苦,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还要苦。
   
   2003年4月10日,我家被强拆,我和姗娜曾流落街头,曾一段时间住在我的朋友刘凤钢家里。这期间,我们也很苦、很难。但是,我们还是两个人,还能互相安慰、互相体贴。我被抓以前,我和姗娜租房来住。我被抓后,公安局不让人家再租房给姗娜住,姗娜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又没有钱住饭店、住旅馆。她时常是,白天要上班工作,强打精神不能出错。晚上无处可去,在街头流浪,那时是11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冷了。夜里要睡觉,只能住到浴池去。
   
   一边是自己的丈夫被抓,不知道被关到哪里,到处去打探丈夫的消息。一边是想各种办法瞒着自己的父母,怕自己的父母知道这些事情后着急。这么大的压力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她经常是一天、一天地不吃饭,体重明显下降。由于饮食不正常,她落下了胃病,到现在,她还时常出现胃部不适。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用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款买了一间破旧的二手房,才算有了栖身之所。没有钱来装修,关增礼、钱玉民等朋友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整理、粉刷房间。姗娜还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大家整理、粉刷时,她常常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有时一坐一天,不吃也不喝。
   
   有了我消息,给我寄钱、寄衣服。要请律师,家中没有钱,姗娜动过卖肾的念头。后来在朋友、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凑了钱,给我请了律师。开庭了,顶着压力,在警察和单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几千里地外的杭州,由于不公开开庭,也没能进入法庭。
   
   我被判刑后送到监狱,监狱给姗娜寄来了会见通知书。整整一年没有见到我了,姗娜急于要见到我。为此向工作单位领导请假,单位领导不批准,姗娜为了看我,不得不辞职。以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收入很少,还要省出来给我寄去,怕我在监狱里吃不好。
   
   我和姗娜是一个工作单位的,我们的工作单位是北京西城区平安医院,我在这里工作有十多年了,也是一个老职工了。现在的单位领导——书记,在没有担任领导之前,也和我是同一个科室的同事,都是医生,也算关系不错。我出事了,作为同事,理应主动关心,理应主动安排姗娜来看我,并带来他们的问候。可是没有,不但没有,还逼得姗娜不得不辞职。难道人心是如此的冷漠吗?也许他们是受到了某种压力,难道这压力就能使人丧失人性吗?
   
   在我家被强拆时,单位的几个领导事前知道,他们允许警察把我和姗娜关押在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作为领导,他们从单位这里分到过住房,而我没有。我一个为国家工作了近20年的医生,单位理应在许多年以前就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可是没有。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时没有你们,拆我家房子的时候到有你们。这是为什么,难道压力就真能使人丧失人性吗?
   
   在狱中,我完成了我的狱中之作《终极论》,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拆迁经过的,在拆迁过程中姗娜也曾受过很多苦。而我反对野蛮拆迁也是我被判2年徒刑的背后原因。在这里我将这部分写给大家。《终极论•前言•第二章 我所经历的苦难》
   
   第一节 拆迁中的野蛮现象
   
   1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历代的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血汗建造了这里的一切。建造了这里的皇宫、皇城、王府,建造了公、侯、伯、子、男等等府邸,建造了这里的胡同、四合院。
   
   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很多历史人物居住在这里,有很多很多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在北京古城区的每一个古老的建筑物中可能都记录了这些。
   
   古老的北京古城区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很好地保护它。
   
   2
   
   当今的北京市区很大很大,仅就西城、东城、宣武、崇文、丰台、海淀、朝阳、石景山这8个市区来说,总面积就有1370平方公里。北京古城区内的居住区只有40平方公里,它只占市区的三十分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居住在原来的王府里,居住在原来的公、侯、伯、子、男等等府邸里。其中很多老百姓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可是在他们的工资中不包括住房的金额,而国家多年来也没有分配给他们住房,他们的住房很困难。
   
   目前国家富裕了,理应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在北京古城区外、靠近古城区地方建造一些高高的大楼,老百姓搬到这些楼房里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老百姓的住房困难,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北京古城区的保护问题,如果用这些保护下来的王府,保护下来的公、侯、伯、子、男等等府邸,保护下来的胡同、四合院用来办旅游等,这样还解决北京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3
   
   大面积的拆毁这些胡同、四合院,在上面建造一些高高的大楼,将这些大楼卖给有钱人,这样就可以发大财。在北京古城区搞房地产开发的很多都是大奸商,他们拆毁了很多很多的胡同、四合院,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把老百姓住的房子买下来,拆毁,盖上高高的大楼,再卖出去发财。如果用合理的价格买下来,也能发财;如果用不合理的价格买下来,就可以发更大的财,在这些开发商中有一些就是大流氓,为了发大财,他们采用了各种手段。
   
   把老百姓住的房子买下来,可是他们给的钱很少,老百姓不愿意卖,不愿意搬,就出动警察强行将你搬走,这样就可以逼得你不得不搬。在这些开发商的后面,还有一些大贪官在帮助他们。
   
   第二节 我一家在拆迁中所经历的痛苦
   
   1
   
   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为了生活,在旧社会,我的父亲、母亲来到北京。他们没有文化,我的父亲只能靠蹬三轮挣钱养家。通过辛苦劳动,他们用劳动所得在北京古城区内买下了两间小房。我们这些儿女都出生在这里。新社会了,我们都有了文化,我还上了很好的大学,毕业作了医生。
   
   1984年,我毕业当了医生。在我们医院里,有个很老的主任,也是我的校友,他是在旧社会从我们学校毕业的。他对我说,在旧社会,从咱们学校毕业出来的,当了医生,工资是很高的。这些工资可以买房,可以雇佣人、雇车夫。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想改善一下住房,因为,我家的住房太困难了。新社会,我们用我家原有的住房通过几次换房,房子大了一点,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大了,房子反而更显小了。可是,我发现不可能,因为在我的工资中不包括住房的金额,而单位、国家又一直没有分配给我住房。
   
   2
   
   我,徐永海,医生;妻子,李姗娜,护士,我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2003年4月10日上午8点多。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有人在拆我家的房子。我一听很着急,离开医生办公室,走出医院大门。这时,一些人猛扑过来,将我推倒,然后一些人抓着我左手、右手、左脚、右脚,把我拖拉进医院大门,拖拉进医生办公室。与此同时,我的妻子李姗娜也被另外一些人拖拉进医生办公室。在医生办公室里,这些人对我们宣布说:“今天强拆你们家,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不许你们离开这里。”这样,从上午8点多直到下午6点,一直不许我们离开医生办公室,甚至上厕所都不许。
   
   晚上回家后,见到家已经没有了,成了废墟。为此,我和李姗娜来到中南海,这里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所在地,我们要向国务院反映这件野蛮的事情。没有人接待我们,我们只好在大门外边的一侧坐了一夜。那天很冷,下了小雨,多亏了邻居给了我们一件雨衣。早上我们到周围的小饭铺吃了点饭,又来到这里,结果我们被抓到派出所关押了近一天一夜。我们又去了一次,还是被关押到派出所里。后来我和李姗娜三次去了人民大会堂,这里是最高权利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所在地,我们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反映这种野蛮的事情,结果每次都被抓到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最后一次,2003年4月20日,我还被拘留13天。
   
   我父亲,徐德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对他来说,帮助他人是最大的快乐,麻烦他人是最大的痛苦。8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家被强拆时,他在医院住院。21日因为非典,不得不从医院出来,看到自己的家没有了,成了废墟。来到派出所,看到了我,我马上就要被关到监牢狱去,他是非常地痛苦,泪流满面。
   
   3
   
   2003年4月21日至5月4日,我被关在看守所里。出来后,在朋友、邻居的帮助下我们在废墟上搭了个帐篷,在6月2日这个帐篷也被强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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