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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警示政府破产的中国

   
    7月18日,曾经的美国第四大城市底特律申请破产,给中国官民带来了巨大震撼与冲击。7月22日,习近平在湖北称:“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同月28日,审计暑发表一句话的紧急声明:“应国务院要求,(8月1日)将对中央至乡镇五级政府及所有事业单位的债务审计”。
    8月3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表示:“如果按严格的审计制度来审核,按底特律的那种算法,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破产了”。
    何为城市破产?
    底特律市申请负债185亿美元的破产保护,依据美国《破产法》规定,“城市破产”是指一座城市的政府长期负债,财政赤字达到无法偿还债务时,州政府援引“紧急状态令”对城市进行托管。在破产保护状态下,市政府可以制定调整债务的方案,并与债权人各方就方案进行磋商。


    中美有着巨大的不同,美国已城市化,农业人口占2%,城市破产实指地方政府破产。现今中国只有《企业破产法》,市场经济,必有政府破产现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有600多个美国城、镇、乡村政府申请破产,自1981年来就有40余起地方政府宣布破产的案件。
   中美两国相同点是,除了税收,债券是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同点,中国是政企不分,党政不分,企业破产相当于政府“破产”,政府“破产”必然亡党。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级政府财政收支是独立的,地方破产联邦政府无救济的法律义务,中国是财政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政府破产必由中央政府救济。
    中共建政63年来,1992年前是毛、邓军人治国,92年邓南巡讲话后是工程师治国,离市场经济主要由法律人治国相距甚远。对13亿人大国的财政收支制度仍属外行。
   美国《破产法》不允许债权人为索债针对城市作出任何集体法律行动。破产城市的市政服务可能削弱,城市可以增税。用工合同可以面临大的修改,这取决于法官的决定。按《破产法》法官和债权人均无强迫市政府清算资产,决定权在市政或紧急财政管理人手中(类似中国企业破产工作组),总而言之,是政府破产而不是企业与公民破产。
   习近平真不知一批城市已破产?
    5月23日,曾任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化工部副部长并在深圳主持工作6年的李子彬与马凯副总理聊了一小时,事后写了八页纸的信。7月15日马凯在国务院会上宣读该信并在中央政治局四天学习上讲了此信的内容:“中国没有几个省、市是自己拿钱出来搞建设的,保吃饭都有问题……300个地级市有8000个融资平台,搞不清借了多少钱?
   73岁的李子彬现任中国中小企业企会会长,与多任领导人很熟,曾在习仲勋家吃过6顿年夜饭,难道习近平真不知一些地方政府已破产?
    6月1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36个地方政府审计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总为3.85万亿。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达219.57%,这些地方政府已实质破产。截止2012年底,4个省级政府,17个省会城市有55%的债务承诺将以今后土地收入偿还。官方保守估计,截止6月底全国地方平台贷款余额9.7万亿,银行理财资金余额9.08亿万亿,信托资财产余额9.45万亿元……
    压垮底特律的是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2013年底特律预期债务高达182.5亿美元,其中退休金和退休员工医疗福利金的负债达92亿美元,同年的预期收入仅为12..21亿美元。
   目前中国《预算法》禁止地方举债,《破产法》无地方政府破产规定,且中央与地方政府信用混搭,即地方债被习惯性归类为中央政府债。
    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债务负“无限责任”,加之地方政府及国企的资产负债不透明,使地方债无法通过破产保护来解决危机,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破产并非无可能……
   限税推动大变革
    世界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史的无数事实均证实一点,往往是“小税推动大革命和社会大变革”。欧美三大革命均是在税制改革下发生的。回顾历史,英国宪章运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无一不是由于政府征税过度、支出滥用而引发,从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独立战争,1764年—1767年四年间,英国议会颁布《糖税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遭到反抗后,印花税叫停。《汤森税法》规定自英国输往殖民地纸张、玻璃、茶叶等一律征进口税;还规定英国税吏有权进入民宅、货柜、店铺搜查,结果激起美洲人民的反抗,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1215年6月15日,当英国君主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后,伤心地跪在地上哭了。《大宪章》被称为世界宪政之母,以法律限制了英国王室的绝对权力。
    1789年5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了三级会议,其目的是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以解决“财政困难”。没想到会议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线。市民在会议上反过并要求限制王权、实行改革路易十六始料不及,逐动用武力解散议会,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法国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人权宣言》和其后的宪法与英国的法律一样,均始终贯穿着限制稅权和赋税负担平等的宪政精神。
   英国《大宪章》之后,逐渐树立现代税收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可以说,当今普遍实施于各国的普选权是无代表不纳税,即你不代表我,我不纳税理念的产物。
    “政府破产”与宪政
   
    宪政民主制国家中,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和是否一人一票直选的的关系,而是征税与纳税之间的关系。
   仅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至今,征地使农民损失了30万亿人民币,说明一大批县、乡、镇政府已破产,这是为维持政府生存的强征行为。
   
    国务院发改委东北司在过去几年,向国务院上报了三批共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自2007年以来累计下拨救济金463亿元。有学者认为全国有各类资源型城市400多座,其中有118座城市已经或行将破产,其中煤炭城市63座,有色金属城12座,黑色治金城8座,石油城9座,森林工业城21座,其他城市5座。仅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除南京外有6个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100%……
    遗憾的是国人中,宪政知识储备不足。宪政的精髓之一是分权制衡,分纵向与横向,横向是“三权分立”,纵向是是各级政府财权独立并和事权相匹配,但是很少有人对此有深入研究并为之鼓与呼。
    从“五黑”到反对派形成
    上海官方代表与我和家人已在宾馆等处正式谈话四次(截止8月15日),明确对我的赴港审批将推迟四个月,将在12月10日给予明确答复,何时解除对本人的软禁和有否处置私有财产权(房屋出售、出租)等一并答复。官方主要理由:一是本人5月23日习奥会前与美外交官会面;二是对“上海反对派一号”的出入境审批要多方研究。从官方口气透露,当局已将国内另星分散的“五黑”势力,认为已发展成有有规模的反对派。去年6月《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国内的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和弱势群体是五种黑势力。
    近日,官媒公开数据,国内粉丝超过100万人的网络名人(意见领袖)有3300人。官方认为,对我2006年出狱后超过7年的不是软禁而是“看护”,其“看护对象”的条件之一是影响力至少上千万人,还规劝本人从9月起停止在香港《开放杂志》发稿……
    习近平的法学博士文凭有否水分?中共十八大后,全国31个新任高级法院院长中只有11人科班出身,其中仅1人通过国家法考试。2013年4月,新任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是复员军人到公安局当警员,官至贵州、安徽公安厅长,调上海任职前没系统学过法律。1949年前,上海高等法院院长由191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郭云观担任,曾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官方数据显示,“文革”后,官派海外获法学博士并已海龟的教授就有五千人以上。
    中共十八大后,遗憾的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当局和他的各路反对派,对中国“政府(城市)破产”现象的研究及法规的起草均处在盲点中。美国的城市破产只是通过法律制度性的阵痛来彻底甩掉包袱、整合资源、重整新生。在美国冒险和失败不是终点,重新站起来是一种对上帝的荣耀。破产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美国的活力很大程度是来源这种对失败的宽容。
   可喜的是德国政府正在辩论是否修改破产法规,与美国竞争。韩国首尔大学发布了“关于引入地方政府破产可信性研究”。更可喜的是,近日被外界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派中,基督教宪政派独树一派,公开走到前台。
    从2007年春起,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几十所大学出版《西方文明与宪政》、《基督教与宪政》等通识教材,列入公开的课程与讲座,其影响力远超当年的方励之等教授。在上海的教堂看上去,从几年前的白发变为黑发,大批学生和白领加入教会,许多海归放下自己的事业,专司传道并组织教会……
    官方数据,国内基督教信徒人数,已超过佛教和道教总和,达六千万成最大非政府组织,教授级领军人物均在国内,而儒家宪政派领军人物却大都客居香港。总而言之,中国宪政的路仍然漫长,底特律破产能否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与警醒 ?
(2013/08/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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