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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节明: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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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应该怎样才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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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不一定需要仿效美国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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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阻碍自由民主化的两大重要性质
·祸害中国的祸根不在“左”、“右”,而在专制独裁
·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为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道路行不通?
·警惕中共胡中央进一步侵害人权的试点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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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观察:三岔口理念混战中南海分歧加剧,中国命途叵测

     时局观察:三岔口理念混战中南海分歧加剧,中国命途叵测
   
     两星期前,中共中央党刊《求是》属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外宣式内销官媒《环球时报》,接连抛出文章和社论讨伐“宪政”,它们睁眼无视当今中国早已是具有专制特色的流氓资本主义国家事实,极其无耻地宣称: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五月二十九日,胡团派干将刘奇葆所掌控中宣部直属综合性刊物——《党建》,抛出署名“郑志学”(政治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文章宣布:宪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该文赤裸裸地说:中共在1949年之前主张宪政是“策略”(等于承认中共耍了流氓),“建国”后从来否定宪政;该文具体表述了宪政的九大特点,即: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司法独立、议会财政、有限责任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和新闻自由,由此得出:宪政的主张,就是取消的中共的领导,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实为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
     反宪政官样文章接连抛出,人们普遍认为此是习近平“极左”嘴脸大暴露,一片惊呼:“习不如胡!”、“习近平比胡锦涛还左!”。中宣部对宪政的公开讨伐,导致习近平的声誉暴跌到上台后的最低点。
   


     但接下来针锋相对的文章抛出,显示:事情并非由人们普遍想的那样简单。最近,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国家级拳头官媒《光明日报》,突然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权威许崇德教授的文章《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文章声称:“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说法,是“误导舆论,欺骗和蒙蔽高层领导”,认为“这种挥舞大棒试图重启反右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治国理念上,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此种分裂到了针锋相对公开见诸显要官媒的程度,这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还是第一次,其分歧加剧的趋向是很明显的。
   
     我判断,反宪政文章的出笼,并非习近平的本意,而是胡锦涛团派文宣系所为。因为:
     一,如果公开讨伐宪政是习近平的本意,为什么不发总书记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须知,太子党习近平不是一个阴柔和装孙子性格的人,这点和胡锦涛大相径庭;
     二,习近平上台伊始曾高举宪法,他没有必要短时间出尔反尔,赔上严重损害自己声誉的代价。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胡锦涛十八大“裸退”是假,退位后操纵要害部门,暗中处处干政,企图把持中国政局是真。由胡团派常委刘云山、部长刘奇葆把持的中宣部,就是胡锦涛操纵的要害部门之一,从南都事件、新京报事件到彭丽媛慰问戒严部队爆料、到借出访捧杀彭丽媛宣传...到此次突然的公开反宪政...胡系文宣部损毁和捆绑习近平,有一条愈来愈清晰的线索。
     “六四”二十四周年之际,此次官媒讨伐宪政行动,无非是警告习近平,不得在“六四”问题上退让。
     此前导致习近平沦为众矢之的的“七不讲”,也是由胡派文宣系有意释放出来的毁名假“内幕消息”——由令计划“车震门”事件嫁祸贾庆林来看,胡团派玩这一手很在行。最近有老成持重的旅美资深异议人士联系了十位国内大学朋友,都告之并无此“七不讲”。而臭名昭著的“十六条”,是由刘奇葆中宣部出台的文件,这一点倒是确证无误的。
   
     大量的迹象显示,当前中南海在理念上分裂成三派:
    一是胡锦涛的团派,他们控制着解放军的总参、总政和中宣部,在常委中有李克强、刘云山、张德江、俞振声(新投靠),他们已经新近与李鹏及吴邦国等前江系左翼结成同盟,共通狙击习近平以及中南海右翼可能进行的改良;随着江泽民势力的衰落,他们已然是现今中南海内最强的一派势力。习近平、王岐山倾力推动的废除劳教制度改革本该有的巨大影响,即被胡锦涛的文宣系从舆论上消解于无形。
     胡锦涛与李鹏的联手早在十八大前就开始了,声名狼藉的李鹏太子李小鹏,在“十八大”上逆势“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和山西省省长,就是胡锦涛力挺的结果。
     胡锦涛为何要与李鹏结盟?一则两人理念最为相近,都属红色官僚资本家法西斯中左立场,对陈云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两人都于1989年身被累累血债:胡锦涛于1989年三月亲自指挥武警部队在屠杀数千和平示威藏人,并于全国诸侯中,率先发电拥护邓小平“六四”屠杀;李鹏,则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六四”屠杀二号责任人。抓权防清算的共同需要,令胡、李结盟。由于江泽民数次暴露出企图平反“六四”以谋利的想法,习近平上台后也一度放松了对“六四”的封禁,这些动向令胡锦涛、李鹏极为恐惧,他们倾尽全力要防止此种改变。
     二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上海帮。此派曾经势焰熏天,并长期保有军队影响力,但由于“十七大”上曾庆红被胡锦涛排挤出局,如今江泽民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如今上海帮势力逐渐衰落,其成员日趋分化,因此,江泽民等人除倚靠习近平外,还联手温家宝势力、结交胡团派右翼李克强,以保住上海亡国。
     三是习近平、王岐山为首的当朝太子党势力,他们立足未稳,想作任何改变都步履维艰,因而不得不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迁就胡团派,而在经济上,则企图恢复江泽民时期的市场化路线,扭转胡锦涛时期的“国进民退”格局。
   
     这三派势力有两个共同点:一则,他们都是垄断了公权力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权贵资产阶级)集团;因此,他们的一切作为,都为权贵资产阶级继续垄断权力服务,而绝无可能主动接受宪政民主;但在如何维护权贵资产阶级垄断权力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巨大,并且持续加深:
     胡锦涛、李鹏、吴邦国认定:必须以极左的专政方式,才能最好地维护权贵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及其对权力的垄断,因此就有了“朝鲜古巴一贯正确”的“九一九”指示,才有了不声不响“温水煮青蛙”管理社会学朝鲜的胡紧套系列措施;
     江泽民、温家宝认为:极左形式不得人心,单靠“胡紧套”,最终也套不住,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新的卖点忽悠十几亿人民,这“与时俱进”新的卖点就是“普世价值”、“平反六四”;因此就有了温家宝四处作秀卖唱“普世价值”,江泽民两番发话“平反六四”不能拖...事实已经证明,温家宝吟唱的“普世价值”对老百姓不过是画饼充饥,实则掩盖闷声发财的开明幌子;而江泽民的“平反六四”不过是欺世盗名谋建江某人新“资政”新加坡模式策略,“平反”后继续封网、继续专政,在平反“六四”的基础上建立新独裁;
     为了维持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党(披着共产党的画皮)的一党专制,习近平、王岐山兜售的新卖点大致有三:
     一是在不触动专制体制情况下的制度修补改良,废劳教已经实施,“计生”已开始松动,“六四”也有些许的松禁,并极可能在外部压力足够大时“平反六四”,象邓共“拨乱反正”那样捞取继续专政的政治资本和民意基础;
     二是自查自纠式运动反腐,鉴于此方式效果已衰微,有必要打几只“大老虎”,薄熙来不敢动,刘志军不是抛出来了吗?
     三是打民族主义牌,演足“中华民族利益捍卫者”角色。因此对朝鲜采取疏离姿态,回归本国民族主义,曝光胡锦涛纵容朝鲜对华贩毒黑幕;对日本采取钓鱼岛执法、军舰演习——疲劳战渐逼对峙强硬术;对菲律宾、越南则采取占岛、驱赶、断电缆进攻姿态...就目前来看,也就民族主义这张牌能不断受到切实效果。但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习近平的对外新政,令中日爆发战争的风险高涨,而战争是高风险作业,连内政天才希特勒都赔了进去,习总能无顾虑乎?
   
     但不管怎样分歧,若无外在的压力,中南海各派“维稳”的意志是一致的,因为有了“稳定”,才有他们的一切。
   
     总而言之,中南海不论哪一派,都决无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可能,而只有大乱起来,一切才会变得有可能,但是大乱,又是大多数反对派人士所反对的选项,这就是两难境地;中国的两难在于:
     保持现状,不仅民主化无可能,连改良都困难重重,拖下去只能是持续社会溃乱愈演愈烈(最近死伤惨重的工厂、公交大爆炸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报复社会案件就是反映),最终社会和国家崩溃、民族消灭;大革命式的手术和“以大乱换大治”等剧变方式,又因为风险和代价莫测,为绝大多数精英排拒。
     但历史的发展终究不会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若没有一场排山倒海的改变,绝无可能获得新生,“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曾节明 写于2013年六月八日于夏雨初歇纽约凉州
(2013/06/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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