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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民族政策”:“国家种族主义”的告白

   “第二代民族政策”:“国家种族主义”的告白
    ——大陆“民族问题”讨论热观察一
   
   姚新勇
   


   
   断章取义、生硬拼凑的“国家种族”主义
   
   近年来,一向被视为学术冷区和禁区的“民族问题”逐渐升温,圈内外的关注者日益增多,尤其是胡鞍钢、胡联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在2011年7月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后,有关问题的讨论更以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为焦点,达到了一个高峰。一方面因为胡鞍钢“超一流”国情研究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因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法与早前开始流行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说法有一定的关联,使得围绕胡文所展开的讨论,似乎具有了学术争鸣性。实际胡文根本毫无学术品质而言,完全是断章取义、生硬拼凑的“国家种族”主义的谬论。
   
   请看胡鞍钢的断章取义:引多元文化主张者的威尔•金里卡,只截取其谈论西方国家努力消除族裔文化多元性的行为;谈全球化,只提(中国式的)全球、区域文化一体,而不提同期民族主义、族裔文化复兴潮流;谈美国历史,竭力强调美国国家民族政策弱化族裔差异、融合美利坚民族的优点,而努力回避美国民族政策“成功”的重要历史前提——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引用发展数据,只提少数族裔地区的高GDP增长率,而不提“GDP含金量”的指标;只大谈特谈国家对边疆少数族裔地区的援助,而不提边疆地区在资源、环境、人口迁徙、核武试验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提党和政府对少数族裔的恩情,而罔顾其对少数族裔的伤害;只看见族裔文化认同对国家一体性的负面影响,而看不到其之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意义;谈“民族问题”,只夸张其族群冲突性一面,而不提权力垄断、社会不公、经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建设等其他深层层面……
   
   而所有这一切断章取义,又都指向对国家合法性和国家权力的无条件肯定。所以胡文引亚当•斯密,只截取政府、国家与民众的什么亲缘性,而只字不提斯密对由“看不见的手”所推动的自由贸易、市场竞争的强调;只用公民权利的无差别性正义来要求取消对于少数族裔的优惠,却不谈公民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更不提政府对公民、族群权利的侵犯……因此,由这样的国家至上观念指导下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会是怎样的国家种族主义倾向也就不难想见了。
   
   胡文提出的从所谓“第一代民族政策”向“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即从建立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56个民族大团结的政策,向强调公民无差别对待、推进“民族融合”方向的转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说辞。政治上,就是用空洞的公民权利无差别性落实为理由,完全废除最多“三分落实七分虚设”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消对于少数族裔人民的少量的“特殊”优惠,为正在强势推进“民族融合”的政府宣张政策合法性。经济上,所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更进一步推进民族融合,不过是罔顾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市场经济”对于乡村社会、边疆地区、少数族裔社区的严重冲击,以及对文化多样性及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并欲更快、更野蛮地推进之。文化上所谓反对任何形式的族裔性的民族主义,主张国家更为积极地用什么一体性性的中华民族文化来融合各不同族裔的文化,实际不过就是以集权性的党国意识形态,来压抑、消融包括少数族裔文化在内的所有异质性文化形态。而社会方面的民族政策调整之言说则更为赤裸,甚至不难读出以国家强力推进不同族裔通婚的用意。可能在胡鞍钢的潜意识中,公民不过是政府或国家的家畜。
   学术的胡言乱语,还国家种族主义行动的告白
   
   近几年来大陆民族问题讨论热的滥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有关“民族”、“族群”、“国族”诸概念的讨论。到了2004年底,马戎先生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的提出,使得这一讨论摆脱了单纯的概念之争,上升到了对于新中国民族政策及实践的反思。但是由于思想言论的控制,学者们只能片面追讨国家民族政策强化族群意识、固化族群身份的弊端,而不能批评中共政府在民族政策、国家治理方面所存在的其他问题,更不能在引鉴美国民族政策的同时,反思中国民主、宪政制度的缺失。因而这种所谓的“民族问题新思路”,从一开始就悄悄进入了朝向片面夸大国家民族优惠政策、引起汉族对少数族裔不满的荒谬化发展的轨道;尽管这并非是马戎等先生所欲。
   
   2008年西藏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使得长期被屏蔽和忽视的“民族问题”得以部分公开化的讨论;在网络空间已经隐蔽存在了数年的各种网络族裔民族主义争论也迅速公开化、普及化;爱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大规模地与族裔身份相勾连;网络空间所发生的几乎是一面倒的对于3•14“藏族暴徒”的声讨,也将原先的“香格里拉化”的藏人形象,转为丑陋、凶狠、受恩不报的形象。与此同时,网络空间还发酵着对于所谓“新疆小偷”的追讨、喊打。原先人们意识中的淳朴、善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就逐渐被转换成落后、懒惰的凶歹之徒。
   
   虽然不好说这都是中共蓄意挑拨的结果,更不能简单归之为汉族人的歧视、偏见,而且也不能说少数族裔本身对少数族裔污名化现象的普及毫无关系,但是这一切发生的主要原因,仍然是自由、理性言论空间的缺失。于是我们大量看到的是并不了解中国族群问题的网民对于藏、维、满族等的攻击或谩骂,对于要求汉族和国家反思声音的围攻,以及极少量的少数族裔网络极端言论。至于那些试图给予族群问题公正、全面、理性观察者的言论,在一年多以前,则会遭受到各种不同性质的网站管理者共同的扼杀;即便是今天,这类发言的自由度,也仍远不如片面的攻击性言论。因此,当韶关6•26事件发生后,被对立化的网络族群情绪,就直接发挥了推动7•5惨剧发生的功能。在这样恶劣的舆论空间中,原本因权力控制而止步不前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思路,就被借用为了误解、歧视、仇视、压制少数族裔的网络大众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由复杂情况构成的族群问题,就统统被简化为“该死的土共民族政策”的恶果和对于“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的“姑息养奸”!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出笼,恰恰就是这种日益暴劣化、族裔对立化社会语境的产物,是嫉妒、仇恨少数族裔心理的更为名正言顺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第二代民族政策”谬论的产生,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物质性暴力条件。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大陆一直主要施行的是强制性的统治,但是以前这基本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人,但是近些年来,则逐渐出现了针对特定族群苗头。例如王X泉主政新疆的十几年间,为了严控恐怖分裂活动,新疆长期处于高压、维稳的态势,使得新疆人的行动言论空间要比内地人小,而这其中维吾尔族所遭受到的待遇,比新疆汉人还要差。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语言文化权利的管制,似乎也在与恐怖暴力的频繁化进行着相互竞赛,而且比起后者来要更为“高效”、普遍。虽然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差别对待的程度,但它给新疆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心中所形成的高压、不平等的感觉则是明显的。相对于新疆,藏区在2008年之前,相对要宽松得多,民间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不干扰的默契。但是2008年之后,政府迅速提高了政治的高压控制,在教育方面,也开始强势推进汉语替代藏语的教学。而且在第29届奥运会前夕起,这种差别性歧视对待更日益公开化。比如新疆人、藏族、维吾尔公民在出国、乘座交通工具、入住酒店等方面所遭受到的有意无意的歧视性对待。广东政协委员孟浩为了让省政府公布“39号文件”,“储须明志”已有一年多了,但如果他是穆斯林而且在新疆,早就会被扣上一顶与宗教相关的帽子,不是“痛革前须”,就是被开除公职了。因此可以说,虽然“第二代民族政策”2011年才粉墨登场,但与其精神相近的“国家行动”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说胡文不是学术讨论的胡言乱语,也不只是国家种族主义路线图的宣言,而是已露苗头的国家种族主义行动的告白。
   
   宣扬国家种族主义究竟对谁有利?答案是一目了然的。直接受害者是少数族裔同胞,但也同样是普通汉族民众。那些因少数族裔所享受的些须优惠而愤愤不平者,那些与此反向起舞的仇汉者们,不仅从汉/非汉、汉/维、汉/藏等心理对峙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还会成为内部权力、外部集团利用、操纵的工具。不用预测未来,08年以来的情况已足以说明,缺乏有效民主制度保证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结果,只能是一步步地将中国推向纳粹国家主义,只能是撕裂族群、撕裂国家,陷全中国各族人民于万劫不复之渊!
(2013/06/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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