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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驳伪右、茅于轼和老毛)


   

徐水良


   

2013-5-13日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左派专制文化和制度,自国外引进或输入。
   
   可是,自《河殇》以来,伪右派和左派权贵当局以内因决定论谬论为哲学依据,不遗余力地把外来专制文化和制度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头上。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清理。
   
   作为伪右,茅老也是这些理论不遗余力的提倡者,他说:“我们受皇权的奴化教育太深太深。自己做了奴隶而不能自觉,总以为为国牺牲永远是对的。殊不知代表国家的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也受皇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做事并不以百姓的利益为首,甚至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往往还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由此看出奴化教育的危害。”
   
   又说:“我们受了几千年的皇权教育,要忠君爱国,为国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口号也是实际行动。重庆的红卫兵公墓就是见证。现在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180 度的转变实在很困难。尤其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
   
   茅老的说法,完全是为外来马列文化和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把他们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头上。
   
   茅老的说法:“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也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指望出个好主子,靠主子搞开明专制,就能世界太平的彻头彻尾的昏话。不过,对这句昏话,这篇文章暂时放过,只批评他和伪右搬用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和他们用作指导思想的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茅老和伪右拼命把造成中国的问题的责任推倒老百姓头上,把中国的问题推到几千年皇权奴化教育的头上,为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是完全错误的。
   
   权贵和伪右把最反动的全世界摒弃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搬出来抵抗民主,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受到批判还不断狡辩,只是说明权贵及伪右在理论上穷途末路而已。
   
   以东西德,南北韩,日本和东欧等不同地方的制度对比和差别为例,不是因为西德、南韩,日本国人素质高,东德、北韩、东欧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而是取决于由苏联占领还是由美国西方占领,与本地实际国情、文化和人的素质关系不大。
   
   西欧和日本文化不同,却都搞民主,两德两韩文化相同,制度却完全不同。还有东、西欧之间的制度差别巨大。日本搞民主,但同属欧洲文化,远比日本文化更接近西欧文化的东欧,却搞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专制和民主问题,与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占领者及其主张的制度不同。
   
   权贵和伪右的种族主义的素质论和种族文化论,其哲学根据,是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老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其内因决定论完全是不懂哲学的胡说。
   
   实际上,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还是不起决定作用,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
   
   如前所述,东德,北韩,东欧搞专制,西德,南韩,日本后来搞民主,两者的差别,内因作用不大,而外因由谁占领、受谁影响,作用却很大,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毛左和伪右,信奉的基础理论都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经济是基础,是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的基础等等那一套彻头彻尾的谬论。
   
   因此,马列毛左主张全盘公有化,计划化,非商业化;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他们都是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的双胞胎理论毒瓜。
   
   实际上,经济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由人决定的东西。不是经济创造和决定人和人类社会,而是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和决定经济。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人类管理和掌控经济,以及人类自身权力的不同手段,就像人必须有两手两脚,才能走路和做事一样。
   
   可是,毛左和伪右,马列和新自由派,都是一批蠢人,非要砍掉人类的一条腿,一只手。使社会陷入极度偏执、不平衡和异常状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前三十年的问题,必须由马列毛左负责,后三十多年的问题,必须由伪右和新自由主义负责。
   
   必须坚持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的真谛,坚决反对毛左和伪右。
   
   必须坚决批判经济决定论谬论,肃清其影响。
   
   权贵和伪右们拣起老毛内因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拣起历史上种族主义素质论的陈词滥调,即非要说某个民族和种族素质低,不适合自由民主的陈词滥调。他们把这种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滥调,用到中国,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这些陈词滥调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破产了,也必将在中国破产。
   
   =======
   
   附:
   
   右派批评茅于轼,毛左们很惊讶。其实,无论是批评茅于轼,还是反对私有化大掠夺,右派都比毛左早多了。
   
   本人很早就批评邓式改革。1979年与邓左分道扬镖,批判四个坚持。1984年批判包字进城。1988年《短论数则》批判特色理论和邓式改革,批判猫论摸论摸石头过河是反对现代系统科学的实用主义,指出邓式改革导致的大规模冲突迫在眉睫。改革不先搞政治改革,不先搞民主,就是本末倒置,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都将变形而失败。1997年私有化掠夺迫在眉睫,本人又一再发表公开文章和呼吁,指出不搞民主,私有化必然变成特权官僚的掠夺和谋私。
   
   很早以前,茅于轼诬蔑民众仇富,声称为富人讲话等一些文章一出来,本人和许多朋友就立即写过许多篇文章进行批评。
   
   四十年来,我们既反对公有化掠夺,又反对私有化掠夺,立场都是一贯的。
   
   我已经写过许多许多批评茅老的文字,可是,茅老就是特别顽固,及到最近,沦为权贵的木偶和工具,我们不得不花较大力气再次批评。
(2013/05/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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