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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把思维从“姓资、姓社”的俗套中解脱出来

把思维从“姓资、姓社”的俗套中解脱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改革应该‘姓资’还是‘姓社’”之大讨论,起源
   于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一篇据说是中宣部长执笔的长文《关
   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文提出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

   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但那是六*四之后
   官媒的老生常谈,举国民众皆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没人敢哼也没法
   哼出半个“不”字来的,应了“孤掌难鸣”这成语,大家也就把它当做
   “猴子念经”而已。
   
   次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署名“皇甫平”的短文《做改革开
   放的“带头羊”》。点穴之语在“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
   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
   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之后65天内,皇甫平的文章又发了
   三篇。由此引发热闹非凡,北京多家官媒纷纷跟进狠揭猛批以求一
   逞。现在我们都知道“皇甫平”所言皆是邓公在上海讲话的宣讲版,
   朱镕基奉旨授意周瑞金等三人执笔的。北京方面开始只知道上海方
   面冒犯了中宣部长并涉及其身后大佬,群起而攻之以捍卫领导权威
   乃是御用文人之本能,然而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则是
   判断事理的根基。
   
   甚至在察觉到有邓公在“皇甫平”背后发挥作用之后也欲罢不能,激
   情批判一直延续到1991年夏秋之交。只消罗列当时主要报刊这些
   大作标题便可知其热闹程度:《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
   本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
   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保卫社
   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
   ……等等。如此之多御用文人披挂上阵,如此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
   会主义,即便老毛在世时也不多见。更显眼的是一篇署名“闻迪”的
   4万字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居然在《人民日报》上整整连
   载5天,打破了共和国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即使文革时“大批
   判”也没有这等狂热。杨继绳干脆称之为“第二次‘批邓’”。
   
   直至9月1日夜,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报了《人民日报》9月
   2日将发表的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摘要,内有两段文字言及对
   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这段视频被邓公看到,看来他老人家确
   实生气了,马上致电杨尚昆,让他命令中宣部部长立即亲赴《人民
   日报》社,把社论中这两段文字删掉!王忍之照办了。但《人民日
   报》仍在同日报纸上转载了一篇《求是》杂志刊登过的、该刊副总
   编吴建国撰写的文章《改革就是要问‘姓资姓社’》,文章毫不客气地
   写道:“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
   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显然,文化官僚
   们是有恃无恐的,对于所有职务都已辞掉的邓公并不情愿买账,此
   文抡起板砖直劈邓公命门了。
   
   周瑞金说:“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
   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
   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
   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我们现在知道这位
   “大人物”就是李鹏。
   
   过去这些“姓资、姓社”的故事网络多有介绍,似乎没必要细细唠叨
   了。在“谁不改革谁下台”以及“杨家将”宣称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
   驾护航”的威慑之下,邓公南巡总算得以铺天盖地地宣传,高层那些
   “第二次‘批邓’”的振振有词也逐渐偃旗息鼓,故事也就随之淡去了。
   邓公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
   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主
   流舆论一“姓社”,改革开放就几乎夭折;反之,对“姓资”的打压稍放
   松,国民经济很快便“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可想而知权力其实是
   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当它收敛时国家与人民都受益;当它彰显时国
   家与人民都遭罪。亦可知习总为何会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
   
   时过境迁,近几年来随着党和政府敛财有术声气也粗壮起来了,不
   时听闻“汉孰与我大”式质问,向人民与世界叫板。甚至还有呲牙咧
   嘴挤几块健美肌肉出来炫耀、滥发无知狂言的。不知是否对温家宝
   几次三番嚷嚷政治体制改革的回应,官家及其媒体以各种调门唱响
   了主旋律: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是西方而不是我们,“中国模式”就
   是他们改革的方向。如果说以前尚以“国情不同”、“民智未开”作为
   缓行民主的托词,如今干脆鼓吹党主胜于民主了。“姓资、姓社”的
   喧嚣也日渐死灰复燃,譬如去年3月人民论坛网刊采访社科院副院
   长朱佳木,题为《“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曲解》,应属代表性意见
   :“所谓‘不问姓社姓资’的提法,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改革
   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资
   本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
   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
   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
   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言下之意便是,如
   今财大气粗了,是大喊大叫“姓社”的时候了,首先得撇清邓公主张
   “不问”乃子虚乌有,如此方能鼓舞士气让“姓社”的放开手脚。
   
   应该说这个说道并不离谱,邓公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强调了
   “姓社”是不可移易的根本。“不争论”仅仅是把那些许多属于“姓资”的
   举措统统定性为“姓社”而已,譬如否定“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是
   辨识标准歧异而非废弃“姓社”。问题是这类随心所欲的“发展”是否也
   该讲点逻辑?马克思主义尽管致力于妖魔化资本主义而非致力于描
   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但其定论“生产的社会化与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整个立论的基
   础,由此引申出后者必将取代前者的宿命。《共产党宣言》(以下
   简称《宣言》)所规定的“措施”里,明确了“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
   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文可说是对“科学社会主
   义”最详尽的描述,他认定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之后,“按照预定
   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
   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从而永远
   终结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认为他所主张的社
   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尤其是,恩格斯还用注释刻意强调:“自
   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
   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
   主义的。”具体列举当时已经实现国有化的“邮政、电报和铁路”,以
   及“烟草国营”等等。即: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
   
   他用一些篇幅诠释了“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它决定了“生产、占有和
   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由
   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
   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
   了的本性来看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
   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
   节。”由此可知恩格斯主张“社会占有”而非国家占有。他进一步诠释
   :“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
   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故,“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
   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
   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
   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
   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恩格斯并认为“转化为国家财产”尚存在公职人员官僚化的隐患:“在
   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
   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
   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划分阶级的基础。但是,
   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
   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
   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按照恩格斯上
   述论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还不是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
   更像是“真正的总资本家”,现状基本应验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尽
   管如今打出“初级阶段”的托词,“不争论”仍属上策。所谓“真理越辩
   越明”,若争论下去便很难控制住舆论,即使只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
   也不难发现破绽,这对维护一党专制是极其不利的。
   
   “不争论”还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那两年中国的GDP大幅滑落
   :1988年11.3%;1989年降至4.1%;1990年更降至3.9%。这使
   邓公坐不住了,因为它意味着六*四带来的直接恶果必将记在他的
   名下。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之所以经济成就斐然,那是因为有限度
   地允许民众做生意赚钱乃至办企业。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求财发
   家的积极性,给他们一分自由度必然就会发挥十分聪明才智以及干
   劲。佛经里说“养生不如放生”是也,所谓“姓资姓社”之争亦不过是
   “放生”还是“养生”的争论;换一种学术些的说法,即自由度是少了还
   是多了的争论。若放任争论则因话语权不对等,说“姓社”者必将仰
   仗国家权力打压民众自由度,扼杀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与机遇,
   唯一的效果只能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如邓所言:“现在,有右的东
   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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