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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雷震到施明德


   
   
   
   

   从雷震到施明德
   
   作者 阿信
   转自纵揽中国
   
   一直以来我模模糊糊的觉得中国的社会转型之所以这么艰难, 不是义和团打断了中国的转型,不是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共产党打断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些都是懒汉逻辑的简单思考,这些都是从外部找原因,而忘记了反思自身,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总觉得是在于总是觉得中国人的境界还不够, 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执政者, 境界都太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高度, 所以尽管经历这么多年的探索, 老是完不成社会转型, 从施明德先生的经历来看, 更加强了这方面的认识, 我觉得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人士, 你先不要管 当政者如何卑劣, 你要先提高自己的境界, 然后你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才有可能实现, 否则, 即便经历曲折也难以如愿.
   
   中国的反对派人士,应该不以推翻当政者为目的,而是以与当政者共同进步为目的,以中国的共同进步为目的,中国的反对派人士,不管你你认为所持有的自由民主宽容人权宪政的理念有多么正确,都没有理由用暴力推行你的理念,你应该用对话的手段,与持有独裁,权威,甚至黑社会理念的人或团体去交流沟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持有的那种理念即使对他们自己都是一种伤害。当他们以卑劣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你时,不应该成为你用卑劣暴力手段对付他们的理由,因为你的境界应该高于他们,才能引导他们。 当然,这样会极为艰难,但是,这种艰难的坚持,也许才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有真正的意义。对不起,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勇士们,我觉得这样对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台湾完成社会转型的真正的推动力来自于施明德,李敖,雷震等这样的反对派人士,而不是蒋经国,蒋经国只是顺势而为,也算一个台湾社会转型的贡献者。
    “我没有敌人!只有和我有着共同弱点、需要我宽容和饶恕的对手”。这句话中国人若是都能读懂的话,大约中国的社会转型就可以基本完成了.
   
   我们的春天 编辑手记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我们都知道曼德拉,知道他为南非的自由坐了27年大牢。但是在祖国台湾,有一个人立志要超过曼德拉。他坐了25年国民党的大牢。他没能超过曼德拉,不是因为他软弱了,而是因为在他坐牢的第25个年头,台湾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我们都知道图图主教,知道他的名言:“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但是台湾有个人,在坐了国民党25年大牢之后,出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饶恕”;
   
     我们都知道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他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也是这个坐了25年牢的台湾人,在狱中写信给自己的战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暴力,不能兴起“以牙还牙”或“武力解决”的念头。
   
     这个人就是施明德。
   
     我们都很羡慕台湾的自由,但是,没有以台湾议会反对派、长老教会、媒体名人、维权律师和地方黑派为代表的台湾民众长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爱、忍耐、宽恕和非暴力,台湾就不永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自由。
   
     本书就是要讲述台湾人民在走向自由的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故事。
   
     在台湾人民走向自由的故事的开头,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女子。这个美丽的女人把她的青春年华、爱情都献给了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事业。
   
     她的名字叫艾琳达。
   
     艾琳达1949年1月出生于美国,1963年,14岁的她随父亲约瑟夫来到台湾。约瑟夫曾在台湾美军顾问团工作很多年,退役后决定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做些生意。1966年,艾琳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北美国学校毕业,还拿到美国大使馆500美元的奖学金,考入台大历史系读书。
   
     1967年,琳达认识了大他7、8岁的台北青年陈国政(英文名George)。不久两人开始热恋。George家在台北算是中产阶级。1968年,George从台湾成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准备去美国深造,将来回来接手家族事业。
   
     琳达已经离开美国5年,也想回去看看妈妈,于是申请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1968年8月,琳达回到美国,已经有几个月身孕的她,很快和George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1969年1月21日,她的儿子Roger出生。George欣喜若狂,给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陈正男。
   
     1972年,丈夫George拿到美国公民权,开始在洛杉矶一家军火公司TRW工作,全家从圣地亚哥搬到洛杉矶附近设有俱乐部与游泳池的集合住宅。
   
     1973年,琳达从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拿到学士文凭。
   
     George工作稳定,儿子也在健康成长。所有小家庭该有的幸福元素,她都拥有了。
   
     但是俗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琳达不满足。
   
     1970年代,是美国个性解放的时代,各种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反战运动、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丈夫很宠她,但她感到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闷的透不过气来。
   
     儿子成长中的问题也引发她的思考:
   
     五岁的Roger跟他小时候一样贪玩,常跟附近的一个黑人小男孩到处乱跑。有天Roger回家时,认真地问琳达:妈妈我是什么种族?他说他的黑人玩伴是黑人,他跟爸爸讲英文,所以他是白人。琳达跟他强调,你有双重种族的身份,你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美国白人。他似懂非懂。有一回,住在楼下公寓的黑人邻居在草地洒水时,他竟然用最歧视的字眼,大喊“死黑鬼”!
   
     琳达追出去要揍他,他已经喊了两三次。琳达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学会了美国最要不得的种族歧视。这么小的孩子,是如何学会的?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学着制造世间的不公呢?[1]
   
     带着这些疑问,1973年,琳达进入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深造。在史丹福,她深受当时风靡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成为妇女性解放运动的践行者。
   
     琳达的老师,Arthur P. Wolf 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发现台湾正在走向工业化,建议琳达去台湾,实际调查从农村中到都市工厂工作的女工,会带动什么形态的社会变迁?她们的心理状态如何?对家庭的观感如何?子女数目会不会减少?价值观会不会改变?[2]
   
     琳达的天性特别厌烦在书斋里空谈,觉得完全不能及物。她要走出去,了解社会,验证书本上的知识。
   
     1975年6月,琳达买了往返机票,打算在台湾呆上一个夏天。
   
     以前在台湾时,父亲有一个朋友万德华,是天主教圣言会的神父。他的教堂“圣三天主堂”就建在今天的新北市新店区大坪林附近,正位于捷运新店线上。教会在教堂后面专门建了三栋“德华女子公寓”,便宜出租给进城务工的女子。
   
     琳达,这位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养尊处优的女主人,来到台湾,直接住进了女子公寓。
   
     琳达回忆:
   
     当琳达走进12人一间的女工宿舍时,几乎要热晕了,宿舍的天花板只有两个电风扇,吹着热风。热水只在晚上6到9点供应,50个女工只有三间冲澡室。琳达也不介意没有热水,她只想快去冲冷水澡。当晚她全身痒的彻夜难眠,隔床的女孩默默地帮她扇了一个小时的风,琳达很感动。[3]
   
     这群女工年纪约在16-23岁间,国中毕业后就到工厂上班。她们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下班后挤在狭窄的宿舍床位。琳达与女工同进同出,想透过实际的观察与访问,了解台湾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当农村女孩成为工厂女工时,会如何改变既有的家庭结构。
   
     琳达只想快点完成博士论文回去给导师交差,她设计打印出300份调查问卷,开小型座谈会。刚开始,她问了许多抽象的问题,充满了知识分子惯用的词汇,像是产业结构啦,社会转型啦。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女工们对她爱理不理,而且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怪,不知道这个从美国来的阔太太到底想做什么,甚至怀疑她是美国总公司派来的间谍,想要监视她们的工作情况。
   
     琳达把自己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跟工厂女工相比,她确实不太一样。
   
     一个月很快过去,连一点成果都没有。[4]
   
     琳达想,与其这样,干脆和女工们聊聊天乱扯好了。没想到这样反而拉近了她和女工们之间的距离,她开始和女工们无话不谈。有些女工还直接质问她:你一个阔太太,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琳达开始反思。像她这样,为了自己的所谓研究,挖掘别人的私生活,是否太自私?
   
     她看着女工们这么刻苦耐劳,一周工作6天,晚上还要上高中夜校。她应该要为这些女工着想,帮助她们改善生活。
   
     以前不愿意回答她问话的室友,忽然开始推心置腹地说自己的故事。她的三百份问卷,很快完成。
   
     从研究女工的经验中,琳达深深体会出,与研究对象要像朋友一样真心相待,不应只为学术目的而与她们交往,而要真正为她们着想,代表她们的立场发言。[5]
   
     这次琳达短暂来台,同时把上幼稚园的儿子Roger也带来了。她空闲时就回公婆家看看儿子。在那里,她偶尔会遇到当时台湾党外的领袖人物康宁祥[6]。
   
     康宁祥是琳达丈夫George 大哥的同学。
   
     一次,琳达告诉康宁祥,她在工厂做田野调查。这时康宁祥刚好办了份《台湾政论》杂志,说想派个记者来采访。琳达回忆:
   
     不久,在女工宿舍出现了一位记者,她叫陈菊,长得不漂亮,眼睛眯眯,有农村女孩的壮硕身材。[7]
   
     陈菊当时还兼任康宁祥的秘书。康宁祥介绍她认识琳达,主要的目的不是采访,而是寄希望于琳达能对他们正在秘密从事的台湾人权运动有所帮助。这个人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由李万居秘密传承给郭雨新,又由郭雨新秘密传承给康宁祥。
   
     陈菊拉着琳达到处去认识人。那段时间,琳达认识了陈鼓应[8],又在陈鼓应家中,见到“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司马晋(James Seymour)。司马晋向琳达介绍,这是一个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呼吁全球的会员写信给各国政府,敦促他们提升人权、释放政治犯、禁止不当的逮捕与刑求。
   
     琳达刚刚旁听了国民党对李敖、谢聪敏等人的重新审判。国民党本想从重处罚李敖等人,开庭前,已经70多岁高龄,深居简出的雷震得到消息,国民党要判处谢聪敏死刑。他冒险赶往秘密联络点,人权医生田朝明的私人诊所,把这一消息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的联络人。消息很快被海外媒体报道,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承诺开庭时从轻处罚谢聪敏、李敖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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