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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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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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中国民主运动重新认识梁启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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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一)
·文明、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二)
·文明、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三)
·文明、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四)
·论真理、谬误与片面性(一)
·作者秦永敏小传
·敦促允许刘晓波领诺奖书
·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出狱声明
·关于救助李旺阳情况的原始资料
·秦永敏致海外和国际朋友的感謝信
·创造——发散思维与收束思维的统一
·坐牢专业户再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秦永敏将在适當时机以民主党人身份與当局展開对話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就日本大地震致日本国会议员牧野盛修
·為刘贤斌在遂宁法院闪亮登场喝彩
·沉痛哀悼华叔(司徒华)逝世
·人权简訊:雁南飞获自由陈云飞也获自由 姚立法仍被严控
· 中国民运五“一”工程规划
· 中国工运的现状与展望
·民众威慑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评江泽民哈佛讲话
·告全国工人同胞书
·祭高清明文告
·和平宪章
·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囚犯
·美蒋特务朱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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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敏就隐私权、通信权、私人住宅权一再横遭侵犯发出的
·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囚犯
·论真理、谬误与片面性(二)
·论真理、谬误与片面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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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耄耋前驱十、老去英雄斗室立

【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
   
   
                 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
                         秦永敏 著
   
     
     
     (汤戈旦更不愧为富有远见的政治评论家。1986年,他深刻的指出斯大林模式国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或自由化还远没有完成”。1989年以后,他面对苏欧巨变做出了许多大胆而精确的预言。“每一个真正的历史新时期都是一个文明进步。善比恶在扩展,美比丑在增长,即使在某一阶段也确实有倒退反动,今日的丑恶甚至超过了昨日的罪恶!”他的这一看法是总结还是预言?)
      
     
     
     
     
           十、老去英雄斗室立
      
      如果说汤戈旦不愧为杰出的经济理论家,那么也应当承认,他同样不愧为富有远见的政治评论家。
     在1986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理论问题》里,他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的症结,一是经济体制,一是人民民主。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根本解决,其余一切弊端都不过是这两个问题派生出来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或自由化(包括劳动者自由迁徙、就业的权利)还远没有完成。”
     当然,他说的不光是中国,而是所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身在中国,并一再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使他在研究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故尔,笔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暂时没有他关于中国89年六·四事件的任何研究文章,对苏联东欧事变的评论则持续几年,特别是89年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匈牙利执政党更名。在对苏联东欧政治风云的评点中,八十高龄的汤戈旦表现出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理论家眼光,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茅塞顿开,因而不能不对这位被埋没的杰出学者肃然起敬。
     1989年秋,汤戈旦已年近八旬,考虑到自己来日无多,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份遗嘱式的文章。该文分四次写成,也自然分成四个部分。第三、第四部分主要是用原旨马克思主义思想谈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并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对此信仰问题暂不予置评。第一、第二部分则主要属于有现实意义的事实评论,我们就从此开始看看汤戈旦炉火纯青的政治述评。
     全文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个[原旨马克思主义]者准备死后正式发表的遗嘱。”
     接着,是一首气贯长虹的自我写照(七绝):
     残生遗笔
     老去英雄斗室立,诗文数卷读无声。
     寒蝉未禁超声发,秃毫颤手写余情。
     寥寥二十八字,学者兼战士的豪迈形象便跃然纸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诗的境界已远非曹孟德的“神龟寿”可比。
     该文第一部分如下:
     “以公开发表反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言论而世界闻名的苏联一位女教师(她的大名不存在于我的脑海,因为她不过是斯大林主义阴魂诸多人格化的一个毫不隐讳的突出代表),最近在一篇题为《是卓尔不群,还是臭名昭著》的报导中又看到她一句使人叹为观止的惊人语:‘改革——知识分子自由化的产物’!这很显然,跃然纸上的是她反对的不是某种性质、模式的改革,而是根本反对任何改革。在她的思维上,大概斯大林主义是已完成的终极真理,是不容任何触动或亵渎的神圣教条。这样,按照这位二十世纪末的女唐·吉诃德骑士的逻辑说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首次提出的‘改革’也是知识分子自由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了!可见,‘自由化’是多么一顶佛法无边,‘请君入瓮’要人命的紧箍帽!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反革命’这顶帽子大概也如此。
     值得玩味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苏联,不仅有激进的萨哈罗夫、叶利钦等持不同政见者,也并存着极端保守的象那样女教师的一种持不同政见者。但苏共好象没有要求他们和中央保持一致,没有把人们的嘴打成哑巴,更没有抓起来判刑,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在苏联官方报刊上公开发表言论,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吧?同时也就是趋同于西方的老格言:‘我可以反对你的意见,但发誓维护你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吧?或者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西方传统民主吧?历史上一个正常事实是:马克思可以安居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英国著书、立说、公开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并没有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
     
                                  1989年9月”
     在政治性遗嘱中大发人权牢骚,可以说既表明了他对前苏联、中国社会制度的最基本问题的态度,更因为他本人就多年来深受其害。
     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里,侈谈什么真理、正义、人类的解放、最美好的社会理想,统统都是废话,不仅如此,甚至是极端卑劣的粉饰屠场的行为。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是基本人权的最核心内容。没有言论自由,所谓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更不要说选举之类,统统都是欺人之谈。因为在可以以言治罪的情况下,行使那些权利来表述不同政见也统统都是犯罪。如果说,对“维护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深刻认识,在西方是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那么,在东方则是对近几十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社会主义”(想一想斯大林的“肃反”、屠杀波兰军官与中国反右和文革“全面专政”下“恶毒攻击”罪的死难者)的反思结果。
     考虑到这些情况,汤戈旦政治遗嘱第一部分以言论自由为中心便顺理成章了。
     该文的第二部分,是有关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制度性质和改造方向问题。
     “上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纲领》公布了。它明确提出了‘由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它确认‘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这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发展,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加深和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变革的要点是:‘首先和斯大林主义的各种变种划清界限’,我们的直接任务是扩大个人的人权、自由权和福利权,实行反映和表达人民意志的多党制,各种政治团体与政治倾向自由竞争,这将导致个人自由的扩大。[《参考消息》1989.9.7]
     由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看来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肯定是个历史进步,但即使完成了这个‘过渡’,也绝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只是通向马克思设想的废止了商品生产和真正消灭了‘资本’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进程,一个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的前奏阶段。
     希特勒德国的正式旗号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国社主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苏联以及搬用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招牌、形式等等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和德国的国社主义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二、三十年代国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东西方的一对孪生兄弟。不过对正常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来,则是一种带浓厚封建性的极其残暴的畸形产物。同时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各有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匈党文件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各种‘变种’。
     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可总结为一个公式: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浪费,停滞,短缺和官僚主义与依法腐败。
     病因已明,那么唯一有效的处方就是实行非国有化和扬弃‘计划经济’,建立正常健全的市场经济——这是现代商品经济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否则就是绝症。匈、波、苏等改革的效果以至成败就取决于此。
     
                               1989年9月”
     
     在这里,汤戈旦以高度概括的寥寥数语,便阐明了自己对当代最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科学态度。当然,一字千钧的背后,却不仅凝聚着他自己一生奋斗,半世心血的结晶,更是十月革命以来真正以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发自心底的感喟。
     下面,再从汤戈旦与他晚年交往较多的几位后辈学友,和一位解放前在他影响下参加中共,解放后曾任四川纺织工业领导人的战友的通信中展示的时事政治观点,来看其透过风诡云谲的政局变幻抓住事物本质的科学洞察力和英明的远见卓识。
     在1989年12月15日写给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年青的博士(为保护一些人不受政府伤害或影响其前途,暂不能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其他情况)的信中,汤戈旦对东欧苏联的变化,作出了以下述评:
     “……东欧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掀起了改革风云,但是,这种改革的理论思路长期是在旧的所有制基础上试图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实践指针的(计划经济就如正房,引进市场经济就如纳妾。正房无生育能力,妾能生产,但妻妾之间的和谐结合则是一种幻想,二者是矛盾冲突,势不两立的,必将闹得家破人亡)。试验的结果是失败,经济滞胀危机日益恶化,与之相应的上层旧建筑也危机四伏。量变至近年来便爆发了使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质的突变。政治地震震中在波兰、匈牙利,其震波已冲击到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正在谋求改革出路的苏联本身,激进改革派叶利钦、萨哈罗夫议员等公开提出在苏联也要建立多党制民主;居中偏左的戈则表示这不是不可能的,但目前还提不到议事日程。苏联改革在政治上虽活跃少禁忌,但改革数年来经济旧体制一直没有根本触动,因而收效甚微且积重难返,还出现越来越糟的趋势。……看来,东欧苏联自动和平演变,经济上向正常的完全的市场经济转轨,进入九十年代将以崭新的形象呈现在世界上,不过目前尚不能完全排除形势逆转,大动乱、镇压、内战,那时,鹿死谁手就尚不可知了。”
     从以上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可知,汤戈旦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论的运用是多么得心应手!早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便知道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九十年代东欧苏联必将和平演变——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更为独具慧眼的是,他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治与经济脱节,经济改革滞后的结果将使改革领导者本人失去任何社会基础,而且,在戈尔巴乔夫最关键的历史表演尚未出台时,他便根据其一贯作为精确地指出其“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及其危害。设想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谋士,而戈氏又能像唐王李世民一样从谏如流,必能改变其后来因“中间偏左”的骑墙而致全部主要助手一齐来(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发动“8·19”政变的历史面貌,以及因此而丧失全部历史基础,作为悲剧性人物了结其政治生涯的命运。正是经济上越来越糟(这本是戈氏不可改变但可顺应和疏导的)政治上改革滞后这两大因素,决定了戈尔巴乔夫领导地位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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