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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產的《达赖喇嘛尊者对此〈中藏新17条联合公报〉的批示》
·中藏新17条联合公报(草稿)附件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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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掃國共兩黨刻意神話枭雄黑道孫中山維護黨國體制隱形帝制的毒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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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原題:习近平注定要掉进革命的激流中?/张千帆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1日 来稿)
   
    作者:张千帆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1]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2]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远也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3]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4]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5]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6]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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