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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在国内流亡的情状——台湾版小说《绝育》后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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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文转载)
   
    我不甘心这样一本自己感到十分满意的小说永久地遭遇禁锢,尽管在大陆它已有近十年的如此经历。我不是很专业的文学方面作家,至少没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文学写作里面去,所以,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我被笔会网站转刊的大部分作品不是文学的。当然,关于《诗经》的研究可以归为文学类——我写过一个《国风十八讲》系列,也写过回忆录形式的“文革”随笔集。
   


    惟缺文学——相对于通俗历史写作与经济学研究成功的短缺,我才更加珍爱这部小说。作为“狱中之狱”里构思的作品,它有特殊意义。在前言里,我已经说过了。本处不再赘述。
   
    将著作的出版选择转向台湾是个人的幸运,也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宿命”。十多年前,我就曾想在台湾出版一本政治学方面的书。由于政治案件的发生,那个计划被迫放弃(具体情节可见我的网易博客文章《给台湾“发报”》,网易博客板块做了首页推荐)。今天,能将小说交给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显然是我所说的“宿命”表现之一。
   
   坦率地说,十多年前,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在台湾出版小说。那时,我是纯牌的制度经济学学者,尽管也研究政治学并从事政治活动(制度经济学天然地与政治学有密切联系)。后来,成为茅于轼老师所说的“杂家”,文学成为“杂”之一项。而身列作家之林不只是我有政治牢狱经历,更多的原因是少年时代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现在想来,有时也笑,成为异议分子是必然之事。早在十几岁时(上高中,1979.7—1981.7),就想把语文老师轰下讲台,因为那老师古文讲得太差,还没我做学生的功底好。尽管没有将轰语文老师下讲台的想法付诸实施,只是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对古文的热爱成为日后变成“通俗历史作家”的肇因之一。同样,投入精力研究《诗经》国风也是该方面的结果。
   
    也由于古文功底好或言对正(繁)体字的偏好(——少年时代读到的大量古文是繁体版的,如隋树森老先生主编的一套三本的《中国古代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与仍然使用正体字的台湾发生联系也是微妙的“宿命”因素之一。或者说,按着我在这部小说里构造的“微观大历史”逻辑来对照,爱好古文和结缘台湾出版恰是“微观大历史”的证明之一。
   
    结缘台湾出版,使我自己成为一个“流亡作家”。
   
    在得到秀威出版社的小说审稿通过通知并签草约之后,也更深刻地体味到流亡文学的另一重含义——我在国内流亡,在台湾结出流亡文学的果子。我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过拉美的流亡文学,也研究过前苏联的地下文学,关于后者我还在一篇给画家兼诗人丁朗父诗集写的评论中做过比较性引述。
   
   如果“在国内流亡的说法”不好理解的话,那就引述一个前苏联的故事吧。一位苏联犹太人有兄弟逃亡到以色列去,并间或给他来封信。外国来信在前苏联是受严格检查的,也被当局确定为发现外国间谍活动的重要线索。于是,该人被当局闻讯。他丝毫没有惊恐,反而很幽默地说:自己才是在国外,兄弟的来信是发自国内的。
   
   这个故事成为我宽慰自己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如我坚信这本小说不会被禁锢致死那样,我坚信国内流亡的状况终究会被打破!
   
   我也相信在为期不远的将来,我会踏上去台湾的旅途。因着这本小说在台湾出版,无疑我和台湾的缘分又多了一层。
   
   
   
    2012年9月15日凌晨,写于含溪轩(新)书房。
(2013/05/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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