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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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耄耋前驱 六、锻炼周纳有传人

【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
   
   
   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
   秦永敏 著
   
   
   (检察官李青芳颟顸蛮横残酷卑劣,思想家汤戈旦严谨周密认真负责。向青年人阐述《反杜林论》的思想方法论竟被当作了反革命罪证,汤戈旦越是要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李青芳之流就越觉得他顽固狡猾并且应该治以重罪。这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的可悲现实。)
   
   
   
   六、锻炼周纳有传人
   
   1981年七月的一天上午,牢门上的大锁“哐铛”一声被打开了。
   大锁一响,每个人的心就“突突”乱跳,既害怕提审自己大祸临头,又担心不是找自己,问题总得不到解决。
   “你,出来!”
   值班看守板着脸,在牢房门口指着汤戈旦冷冰冰地说。
   七十来岁的人,本来就日渐衰老,加上几个月的关押,使他的身体越发虚弱了。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边揣摩着是什么情况,边跟着看守往外走。
   来到看守的值班室,他发现,正在签写提讯登记的不是预审员,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工作人员。不过,这位女工作人员双眉呈倒八字型,脸上的肉肉故意作态而绷紧,那模样绝对没法使人联想到温柔或者博爱的概念。
   “汤戈旦,你在预审中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呀!”
   在讯问室里一坐下来,她就怒目相对地训斥对方。那神态和腔调,仿佛汤戈旦是个令她恶心鄙视的贱坯,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高贵典雅,她才不得不屈尊俯就地提审对方:“我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李青芳。老实告诉你,今天我来找你,那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你只有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才有希望争取宽大处理。”
   听到李青芳的这一番开场白,汤戈旦感到太遗憾了。如果对方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好歹还可以各述已见吧。而这位俨然以女中豪杰自居的妇人,一开口就充分表现出自己职业能力的欠缺,真让人不禁要感叹自己怎么会落入这种低能儿之手!但是,人在矮屋檐,身为阶下囚,便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快,以更加专业的态度提醒她采取法律职业态度:
   “检查员来对案,应当认真核实预审情况,看是否符合事实真象,并且倾听被告人的辩诉。我的案情还没有经由法院判决,更没有断定我就有罪,你就叫我认罪服法,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岂有此理!”李青芳一听被告人不仅没有表现出她所希望看到的畏惧神色,反而指责起自己来,立刻怒不可遇地拍着桌子叫道:“你真是胆大妄为!就凭你这种态度,就得从严从重处理!”
   “你冷静点,”两人的思想方式相差太远了,沟通起来也就格外困难,汤戈旦实在没料到,这位女检查官不仅没有一点职业能力,也没有任何职业修养,只说两句话,便激动得泼妇骂街地暴跳起来,“如果是来核实案情,请你一条一条地提问,发火解决不了问题。”
   “好!”李青芳气得真咬下嘴唇,点着汤戈旦狠狠地说道,“那你自己说,你有哪些反革命行为!”
   “这是什么道理?”汤戈旦最听不得司法人员说他是“反革命”,一听这话几十年强压心底的怒气就冒了出来,“如果你们认为我有反革命行为,就该由你们提出来!”
   李青芳见他也被羞恼了,这才讪讪冷笑:“你写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你发起成立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搞反革命组织,你跑到北京上海青岛搞反革命串联!”
   “你也未免太无知了吧?”汤戈旦轻蔑地睨视着她,“写文章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问题,搞研究会也是结社自由。我的文章向来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发起的研究会也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并不是什么行动组织。何况,这只是一种打算,并没有和任何人来一起搞!”
   “啊,你这个老反革命还敢说我无知!”李青芳大概生来就是教训人的人,没想一个个捏在自己手掌心的囚犯会教训自己,她那小肚鸡肠哪还能容得下这口气?“你从青年时候背叛革命开始,干了几十年反革命勾当,还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告诉你,你的命运是掌握在我手中,象这样和我对抗,决不会有好下场!”
   听到这些抵毁自己生平的话,汤戈旦再也按捺不住了:“你拿这一套吓唬谁呀?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判处死刑也没有眨过眼,何况现在七十几了!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要不是我们这种人流血牺牲,你们这种人还能当官享福吗?人家饮水不忘掘井人,你们过河拆桥算什么?既然你们早就认定我是反革命,就提起公诉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核对案件的提讯,最终在李青芳的恶毒留言中结束:“哼,你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能在牢房里活几天?我们法庭上见!”
   不久以后,法庭的送达员将李青芳草拟的《起诉书》送来了:
   
   天津市人民检查院分院
   起诉书
   (81)津检分诉字第60号
   
   被告汤可焱,曾用名汤戈旦,黄石,男,七十一岁,满族,初中文化,江西省靖安县人,无职业,现在押。
   上列被告因反革命罪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经天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侦讯终结后,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将案卷移至本院,经审查证实:
   被告汤可焱,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O年被逮捕后判变,历经匪国民党干四团少校教官,匪国民党三十六军党部中校总务科长等职。解放后曾在天津市财委工作,一九五五年七月因历史反革命被逮捕,一九五七年二月经天津市人民检查院决定免予起诉。
   被告汤可焱,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秘密串联集会,先后书写了《论形势》、《思想的路与行动的路》等反动文章,寄给外地一些非法刊物发表,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判度。
   被告汤可焱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判度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举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攻击我党说:“异想天开超历史硬要发明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毋宁老实代行资本家来完成的历史任务”。
   被告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是理论上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领导者,而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公开叫嚣“这就是新历史阶段民主运动的矛头指向人物或现象”。蓄意煽动工人闹事,其反革命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被告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发布后,先后窜到北京、青岛、上海等地,与非法刊物的头头迸行串联,并保持通信联系。被告还于一九八O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与天津、杭州等地的非法刊物头头在其家中集会,被告为各地非法刊物的头头出谋取划策说:“我支持你们搞民主运动、办刊物”,“但不能只停留在办刊物上,要从政治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中去……要到工厂去做工作……利用合法的权利,宣传你的观点,提高工人们的觉悟,这样才会有力量。”被告还于一九八O年十一月五日倡仪成立“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给青岛上海等地发出“征友”信,妄图纠集反动势力。
   综上所述,被告汤可焱坚持反动立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进行反革命串联、煽动活动,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法。
   此致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李青芳
   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
   附:(1)被告羁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
   (2)案卷四册。
   
   几天以后,天津市中级法院对汤戈旦一案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上,汤戈旦一如生平历次紧要关头,抱着宁可玉碎不作瓦全之念,不做任何媚时之言,违心之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道:“使人骇异的是,《起诉书》作者的思想方式: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共产党!这就象我说了声王八,有个警察就出来告我攻击辱骂了他爸爸。可惜的是这个神经过敏和错乱的“左得利”(相声中的形象人物)者自己把王八和他爸爸等同起来罢了。为了把我打成反革命,事情弄到如此荒谬绝伦(利令智昏),以致检察官自己在诽谤自己的党!
   听到这里李青芳立刻捶桌大叫:“不谁这个老反革命当庭散布反动言论!我没给你加诽谤罪,你倒说我诽谤!法官先生,我要求给他加一条诽谤罪!”
   “本来,我以为《戴手铐的旅客》只是电影编辑的向壁虚构,没想到自己倒成了其中的主角……”汤戈旦顾不上与这种检查官磨嘴巴皮子了,他深深叹息着,说出了发自内心的感慨。
   “汤戈旦!”检查官李青芳现在已经不是在办公事了,她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瞪着被告人,真恨不得亲手杀死他才解心头之恨,“你这是对共产党的诽谤,也是对我的诽谤!不加你的诽谤罪我不当检查员了!你这个老反革命真是不知死活……”
   说来好笑,开庭审理汤戈旦,从法律上说,就是要检察员提供充分的证据,让法庭去判断和裁定被告人是否犯了反革命罪。而公诉人李青芳口口声声骂汤戈旦是“老反革命”。这样,她就不是在行使检察员的权力,而是在充当法官了。既然如此,那还要开庭,还要法官裁决什么?一般的中国人因为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便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现在将上述情况套用在谋杀罪的推定上:法庭上,检察员为了向法官证明被告人谋杀被害人,便指称“××这个杀人犯必须判处死刑,因为他是个杀人犯,所以他谋杀了被害人,这就是他犯了谋杀罪的证明”,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起诉书恰恰把需要加以证明的事情当作了证据。其实李青芳的上述作法,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一丝一毫的区别呢?
   必须指出,以上现象不仅在汤戈旦案中,而且几乎在中国的一切政治案件里,都是广泛存在的。只要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公诉人都会认为被告在进行“反革命宣传”,并且常常放弃法律规定的“被告”称呼,而称被告是“反革命份子×××”。从而事实上完全剥夺了政治案被告人的辩护权,或者使辩护本身处于完全无效的境地。直言之,在中国,政治案被告人在法庭上是开口有罪,越辩起重;只有自打耳光,承认一切莫须有的指控,并且出卖灵魂,屈滕求饶,才有减轻处罚的可能!
   勿须说明,这里检察员李青芳和“反革命案”被告人汤戈旦的全部纠葛,虽然明确参杂着李青芳妄自尊大而又愚昧无能带来的个人恩怨,但就其实质而言,却深刻地代表着当代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就连这些“个人恩怨”本身,也仍然是上述较量的直接表现形势。
   很清楚,事实上公诉人李青芳“骂”汤戈旦是“老反革命”并非指他早就触犯了《刑法》上的“反革命罪”,而是政治上把他划入了“反革命”的范畴。这种情况表明,之所以在需要证明被告人是否犯了“反革命罪”的时候,公诉人就反复指称被告人是“反革命”,并不仅仅是司法人员执法违法或渎职,不称职,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法律本身将“反革命”这个含义模糊的相对性的政治概念充当本应定义明确外延清楚的法律概念这一可悲的事实,使任何当权者都可以把他政治上的对手或仅仅是令他不快的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对待胡风、陈伯达和“文革”后对待林彪与四人帮的追随者,至于无数被打成反革命的普通人便不值一谈了)投入监狱,因而形成了根本不可能准确执法的可悲局面。至于“反革命罪”的存在使中国的法制永远屈从于人治这一点,是与本文关系不大的题外话,在此就不枝节横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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