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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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话时代到来铺路搭桥


    为对话时代到来铺路搭桥
   
   ——就《展开政治对话,确保和平转型》答“茉莉花”问
    秦永敏

   
   
   数日前,本人公布了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展开政治对话,确保和平转型》,很快就得到了“茉莉花女士”的回应,由于所讨论的是公共问题,故特在此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首先,你们问得好:“谁与谁对话?对话是否有实际意义?解决实际问题?”
   也说得好: “就目前情况下要推出一位‘反对派阵营的代表’确实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整个反对派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
   你们认为:“现在是贵党推出对话代表或对话团的时候了、、、、、、但要有肯定的授权。”
   你们的问题切中要害,你们的疑虑非常现实,在这里和你们对话,确实是先把阵营内部对话引向深入的重要锲机,所以非常感谢,当然,在你们所提及者外,和对话相关的难题还太多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本人的“信”,是在此论题沉寂多年后第一次重提,许多问题尚未能展开讨论,只是一次抛砖引玉。现在玉已经逐步引出,正好深入展开,俾以使一个初步提议在各方关注及参与下逐步具化为拥有相当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且能为大多数维权人士及民运人士所接受的实施方案。
   借此机会,鄙人特就来信和相关的问题作出一些尝试性解答,以此就教于各路社会贤达,并在此恭候大家的批评和指导性意见。
   
   1.为何此时此地重提对话?
   从1993年起草《和平宪章》并发起该项运动开始,二十年来笔鄙人一直在倡导官民对话,倡导圆桌会议。
   之所以在此时此地旧话重提,是因为本人确信:时机到了,条件初步具备了,隧道尽头的微光已经显现,是加速推动的时候了!
   故鄙人特以给习近平发公开信的方式昭告世人,我们已经可以,而且必须把迫使当局开展对话,当做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进一步说,哪怕危机爆发,天下大乱,要收拾残局,使中国走向宪政,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
   
   2.关于“对话是否有实际意义 ”
   来信说:“89的天安门有过‘对话团’,但对话的结果无法带来广场民众的一致行动、、、、、、对话徒具形式解决不了问题。”
   “89对话团”以失败告终,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人类历史上以失败告终的事件太多了!须知,什么叫做悲剧?悲剧的一种美学解释,就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虽然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在当前条件下却不能不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它体现的则是必胜的崇高精神!回头来看,“89对话”的失败有太多的原因,最基本的方面是缺乏商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出面的仅仅是大学生而非成熟的政治家、一哄而起的形势决定了对话团缺乏强有力的支撑结构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直接因素,还是暴力夺权者尚还活着,为了继续掌权,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大开杀戒。但是,这并不说明“89对话”的原则有错,如前所述,无论早晚,只要中国向宪政民主化转型,向政治多元化转型,迟早都需要开展全面的政治对话。
   此外,早有定论,历史剧常常要上演三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正剧,第三次是喜剧,以此观之,“89对话”悲剧正是为对话有成的正剧开辟道路,历史的行程必然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我个人倡导对话必定有成,但鄙人作为这一历史正剧行程的先导者之一,完全可以在充分认识了这一规律的价值及作用的情况下,竭尽绵薄来为中国的宪政大业通过对话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当铺路石,为在中国开辟出以对话解决根本性政治问题的道路进行铺垫。
   应该指出,和89时代不同,今日中国市场经济基本成熟,市民社会正在高速成长,这样,作为后发商业文明国家,中国已经具备了向以按公正的规则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转变的社会生活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一切社会分配仍然被迫屈从于权力的淫威,从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因而一元化权威强加于全民的社会分配方式已经成为千夫所指,整个社会正在强烈呼唤以平等对话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的时代到来,这样,我们在今天重提官民对话,要求以此确保和平转型,可以说是顺天应人,恰逢其时。
   当然,以上是从历史的需要角度看,就现实而言,则是百废待兴,任重道远,一切还要从零开始。
   那么,为使中国的宪政大业通过对话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在今天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是向统治者晓以大义,向全民阐明道理,向肩负开创宪政大业历史使命的全国志士仁人发出呼吁,极力形成以对话化解转型危机的大共识。
   当然,任何善策能被接受的人数比例一开始总是有限的,但是,只要我们能争取到一个足以改变历史行程的有效数量,那么,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总之,在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宣讲以对话化解危机,确保和平转型,使人清楚按规则对话解决问题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共逃脱血腥大清算的唯一出路。
   其次,大力宣讲《展开政治对话,确保和平转型》也是一个民间力量的开掘、凝聚的方式和过程。由于当局的信息封锁,大量有着转型理念的公民还被分隔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大量仍处于于懵懂状态,但一经点化就会大义觉迷的民众还需要来个醍醐灌顶。这样,通过让公众知道展开政治对话的意义价值和有关方式方法,就可以起到动员和组织作用。这就是对话的实际意义。
   
   3.“对话团”的代表性,代表权,及对话的形式和内容问题
   
   你们提到,“‘对话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权威,对话徒具形式解决不了问题”。并指出:“就目前情况下要推出一位‘反对派阵营的代表’确实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整个反对派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
   
   商业文明时代,关于代表、代表性和代表权的问题都有明确的概念定义乃至制度规定和法律规定。
   当然,从转型时代来说,可以有很多权变。
   政治代表性则更有极大弹性,有时候,客观上的代表性甚至更重要。
   但无论如何,由被代表者以合乎现代法律规范的方式授予代表权还是最重要的,这也是防范冒充代表强奸他人意志乃至强奸全民意志的唯一有效方式。这样,且不说选举授权的方式本身正是我们要用浴血奋战争取的代表方式,就当下局势而言,一定的个人、团体的授权当然是落实代表权的最起码办法。同时
   ,以中国之大,要承当代表民众和当局对话的重任,也绝不是一个个人,甚至也绝不是今日中国某一个民间政治团队所能独立胜任的。
   因此,鄙人并无意僭越,或者说不敢由个人盗用全民名义和当局展开对话——当然那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指望以一个团队的授权——虽然这也是需要的——为据冒充全民名义而和当局展开对话。
   
   我们致力于展开政治对话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绝没有包揽和当局的对话之意。我们深知,只有把全国的所有倡导宪政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公民共同体,才可能承担起和当局正面对话并达到和平转型目的的重任。因此,我们绝无武大郎开店之意,绝无白衣秀士王伦之心,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官民对话的平台提供给全国民间力量。我们希望由我们来搭台,最后能在公平公正的基点上推出深孚众望并且有足够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团队,这个团队应该包括各界利益的代表,包括各大宪政团队的代表,包括今日中国的宪政理论精英。
   
   4. 推动官民对话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动官民对话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只是规划蓝图准备砂石料的阶段,距离展开对话的时点还相当漫长。但鉴于大形势已经具备,对话也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几年的辛苦工作,为行将到来的顶层官民对话奠定基础。当然,在此之前只要条件许可,不排除由我们进行预备性的对话,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比如乌坎那样一方民众全面奋起的时候)进行地方性对话,从而为全面的正式对话和高级别对话开辟道路。
   考虑到突尼斯曾经出现官方被迫提出对话,民间却推不出代表、拿不出方案的前例,我们尤其要敦促宪政学者和其他专家未雨绸缪,为行将到来的官民对话拿出我们的各种预案。
   应该说,整个中国的社会贤达一直在期盼对话,却苦于没有对话平台,而一直在被迫自说自话,看看今日中国的各类媒体,不论是网上还是能够插得上话的官方媒体,都有大量的志士仁人在不厌其烦的向社会进言,向当局喊话,问题是当局一直冥顽不灵,
   高高在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各级各类的民间对话班子,如何搭建各级各类对话平台,如何开展顶层对话筹划,如何迫使当局不得不接受对话要求,就成为我们的一系列课题,需要我们一步步加以规划和实施。
   
   5. 没有人能够垄断对话,但需要宪政精英来进行制定根本规则的对话
   
   作为商业文明时代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没有人能够垄断对话,任何垄断对话的做法都是专制,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更不会冒充唯一的民间对话者。
   在《展开政治对话,确保和平转型》中我们已经指出,恰如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所说,中国需要的是从下至上、从上至下的全面对话,我们也强调了首先应该在矛盾激化的地方以对话解决问题。
   对话是基于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以及他们各方之间,还有他们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冲突,按照商业文明原则,这些冲突都可以通过谈判进行黄金分割,所以,所有这些冲突的当事人都有权利平等获得对话权。
   但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我们最看重的是官民之间的战略对话,是以化解一元化专制统治并且导向多元化民主政治的对话,因为这是和平转型的唯一途径,这是为一切对话制定规则的对话,是可以而且必须由宪政精英作为全民代表来完成的对话。。
   
   6. 实力的较量和道义的较量
   
   我们并非不知道,政治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崛起,当局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历史必然性、道义软实力、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都在给中国的宪政创导者提供戏剧性际遇。恰如荀彧在官渡之战中对曹操所说:“诚有其能,虽弱必强”,看看举世各国的民主化转型,不都发生了官民力量对比的戏剧性变化吗?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逃脱这种历史规律。所以,事在人为,从个人来说虽然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从历史来说,中国总有会成为以弱胜强完成民主转型的道义担当者。
   总之,我们必须发挥历史的首创精神,努力为万世开太平,使中国尽早摆脱不进行公平对话而强加于国人的社会分配方式。历史走到今天,所有迹象都表明,以对话开辟新纪元的时候到了!我们个人虽然渺小,但在这大变局的前夕,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系统处于高度失衡的时代,只要我们在该做事的时候做该做的事情,就完全可能成为决定历史行程的振翅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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