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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凡是痴迷一种学说之人其脑必有毛病


   [按]仔细看了郑兄好文,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特别向大家推荐。五毛们抓住郑兄没来得及讲清楚痴迷概念的问题群起围攻,只是说明此文打中五毛神棍们的重要地方或要害了。
   
   郑兄需要进一步补充讲清楚的只是痴迷的正确概念。
   

   在我看来,痴迷就是几乎绝对的迷信,就是与理性对立,不讲理性不讲道理不要实证的盲目相信和绝对迷恋,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相信和迷恋,几乎无法摆脱的迷恋,没有任何合理怀疑。而合理怀疑能力,是任何正常人都必须具备的正常的思维和心理能力。包括信奉宗教和其他任何信仰的人,一旦看到违反自己信仰的合理证据,都会产生合理怀疑。信仰是非理性的,不讲道理的,但只要信仰持有者没有缺失对自己信仰的合理怀疑能力和对错误信念的摆脱能力,他们就不属于痴迷者。但痴迷者却在他们痴迷的问题上缺失此种能力,因此他们是一些心理有缺陷的人。
   
   中文痴迷概念,尽管是非常迷恋、痴痴迷恋的意思,但多少仍然有点模糊,所以我的定义用了几个“几乎”,表示原文原概念仍然存在模糊的地方。如果去除模糊的地方,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缺失合理怀疑能力和缺失摆脱错误信念的能力。
   
               ——徐水良2013-3-7日
   
   

郑酋午:凡是痴迷一种学说之人其脑必有毛病


   
   
   我有几个朋友原来分析问题和说话还好好的,可是一信了基督教脑就有点乱,比如北京的胡石根,比如梅州的赖锦东,比如深圳的郭永丰,等等,皆是如此。据说,“六四”运动天安门总指挥柴玲,原来脑也没有毛病,但后来信了基督教也就疯疯癫癫起来了。我文昌市这边也有一个牧师叫张黄威的,每次跟他聊一些问题,总发现他的脑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开始,我总想不明白,是不是我的脑有问题,因为我接触基督教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我就是信不起来。我总是在想,要不就是我的脑袋有毛病,要不就是基督教信仰者脑袋有毛病,二者必居其一。从共产党的监狱出来十几年了,为了生活,我从长沙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等地打工,有机会接触了很多人,有痴迷毛主义的、有痴迷自由主义的、有痴迷社会民主主义的,有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的,我发现痴迷者脑袋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毛病。
   
   希特勒写一本书叫《我的奋斗》宣扬种族优秀论,通过民主宪政体制上台然后颠覆民主宪政体制,掌握大权后,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在正常人看来,太凶残了,脑疯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都在谴责这件危害人类罪的事,可是接触我文昌这边的一些笃信佛教的友人,他们不是去谴责希特勒的罪行,反而是说,这也许是希特勒前世与犹太人有纷争。列宁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掌权后从1918到1919两年内屠杀了两百万俄罗斯人(《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毛泽东笃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建政后执政27年结果杀掉、迫害两千多万人,并且还自认为伟大正确,由此可见,脑袋确有病。但是列宁主义者和毛主义人士一直到今天还认为列宁、毛泽东“同志”做得对,他们一致认为那一些人(地、富、反、坏、右)是坏人该杀!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凡是痴迷一种学说或一种理论或一种宗教之人其脑必有毛病!
   
   我发现凡是痴迷一种学说、或理论、或宗教的人其优点是追求执着,这种人在行动中办某种事往往比较成功,甚至会完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比如,列宁、希特勒和毛泽东等。但缺点是思路也比较狭隘,尽管他们会很成功,但由于他们视野有限,很容易成为偏执狂。他们所信的东西容不得别人批评。野蛮和凶残一点的,你批评他,他若拥有天下,就毫不留情地杀掉你,比如,列宁、希特勒和毛泽东等,文明和仁慈一点的,也会恨你,比如某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这都是脑有毛病的体现,所以,中国的毛主义人士、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华文化绝对论复古主义者,等等,其大脑肯定有毛病。
   
   从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痴迷一种学说、或理论、或宗教这种状态是不可取的。我的理由是,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或宗教都是人创造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创造的东西,必有精华也会有糟粕,任何时代的人发明的学说或理论或宗教都是如此。
   
   比如,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视其为绝对真理,容不得任何人的任何批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期对批评者不是杀掉就是投入监狱。但现在看来,这是很荒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不是什么真理,它们的思想体系尽管也有精华但从总体上去看是糟粕。就政治理论而言,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什么“巴黎公社原则”,等等,全是胡说八道,全是疯子的疯话!用一亿条人命换来的社会主义试验最终还是失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彻底抛去了社会主义,恢复了俄罗斯的传统和光荣,中国也进行了改革,中华文化也开始复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已经几乎死亡了。可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毛主义人士,不愿正视现实,不愿跟随时代一起前进,还是在做“复辟梦”,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还是死死要坚持,大脑不是有毛病是什么?
   
   比如,《圣经》明明是人写的,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和笃信基督者非要说是“神的话语”,“句句是真理”,“每个字都不能废”。神的有无,自从有人发明“神”以来,就争论不休,一直到目前为止,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国孔子的时代就认识到这一问题,所以,他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我问过几百个牧道人,他们都无法确切回答“神”的存在,都不知“神”在不在却确信无疑,这不是脑有毛病吗?神在不在都无法断定你又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假设无神《圣经》肯定不是“神的话语”就不用多说了,即使有神,《圣经》也不必然是“神的话语”,经书上明明说《圣经》是不同时代的人记录的,即使是神讲人记也有可能记错记漏的时候,记录者也有可能有意修改过,怎能就断定句句是真理呢?这讲的只不过是外在形式,我们再来看其内容,《圣经》中关于“上帝捏土造人”的论断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已经变成了神话传说了,可是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和笃信基督者却偏偏要坚持《圣经》中的说法,不怕别人笑话。再说一下“耶稣”,我在《从方舟子质疑韩寒所想到的:耶苏造假,等等》(爱思想网)一文中说:“说实在的,到底有没有神灵我也搞不清,我也只好主张信仰自由了。但说耶稣是神,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我敢说绝对是造假。理由是:(一)圣经上说,神(上帝)是全能的主,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就是全能的,他要是全能的,他的门徒犹太还敢出卖他吗?如果他是全能的为什么不从小到大就传道而非要三十岁后才传道?如果他是全能的用得着通过死的方式来替世人赎罪吗?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有必要‘强奸’一个女人来生一个儿子吗?(二)说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为什么上帝只能生他一个呢?难道上帝生了他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如是如此,不就违背了上帝是全能的主的信条了吗?耶稣死了复活了,他不用死就能建立千年王国,有必要死后复活升天以后再来建立千年王国吗?这个犹太人造的假太大了,从这个‘假神’产生到现在不知到令多少人为他疯狂。”
   
   比如,极端自由主义者,也对自由主义学说深信不疑,我认识很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有的极端到不能极端的程度,比如,我的好友广州的王清营和深圳的李雷等就是如此。他们共同的认识是为了自由国家分得越小越好,“换妻群交”也可以,等等。其实,国家越分越小并不必然导致自由,反而会妨碍自由,比如,出国旅行签证就够你呛的,有自由平等传统的欧洲国家已组建欧盟朝向的是国家联合。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之后,如果分裂就会像中华民国袁世凯死后的早期一样,军阀相互征伐,很多人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自由”!“换妻群交”已经越过人伦底线了,跟动物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的不要家庭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但共产主义已经被文明人类所唾弃。中华伦理讲究“礼义廉耻”,“换妻群交”也违背中华民族伦理底线。本来,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谈论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自由和宪政以及私有制,这是对的,现代自由主义讲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理论大部分也是可取的,但是,凡事不能绝对。比如,讲“自由”肯定不能离开法治,讲“个人自由选择”也必须考虑其他人和社会,至少都要尊重别人的合理合法权利,讲到私有制的时候也不必要全盘私有化,只能是该私有化的地方坚决私有化,不该私有化的领域绝不私有化,但中外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就主张全面私有化,这是不顾实际的盲目胡来。极端自由主义讲到“个人自治”的时候,也是反对组织、甚至反对国家政权的,认为人有理性,能够自治。本来,人自治应该是社会治理的方向,但是,人要自治和人人都能自治之间是不同的,从古以来一直到人类灭亡,恐怕都不会是人人都能时时有理性时时都能自治的,总是需要有公民社会和有政权来维持秩序的,否则,有的时候会出大乱子。极端自由主义此点上绝对会导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比如,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社会民主主义崇拜有加,有的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引发脑错乱的。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正式提出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阵营发生了彻底的分裂。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继续称呼自己为社会民主主义,也称呼为民主社会主义,而主张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称呼自己为共产主义,并且很快开始了现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社会党国际起初仍然主张建立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社会,但现在许多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大范围的第一次实践尝试。凡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或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包容的福利国家,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样一种范例。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欧洲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状态。社会党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失去了效力,福利国家制度难以为继。社会民主主义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第二次实践尝试,被称为“神奇回归”。这次回归,既是新自由主义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严重不平等,失去选民的结果,同时,更是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进行理论反思,调整内部政策,放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用“第三条道路”来标明他们的政治方向。渐渐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现在以英国学者吉登斯、英国工党布莱尔、德国社会民主党施罗德所倡导,以欧洲国家多数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所接受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尽管“第三条道路”的内容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基本点都是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减少国家干预,减少社会福利等。这就可见,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平等用意是好的,但也不能绝对化,可是现在中国的极端社会民主主义就特别主张平等,本来,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和人格上应该人人平等,这就需要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致的,这是人类文明成果,必须吸收,但是在经济上的平等不能绝对化,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不可能做到结果平等,只能做到机会和过程平等。如果硬要力争结果平等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普遍缺乏效率和活力,欧洲国家以前拼命力求结果平等,搞高福利,结果是难于为继。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再要极端化把高福利和公有化搬过来,就是脑袋有毛病。欧洲那么发达都做不到,中国搞高福利更是不可能,公有化运动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基本上抛去了,如果中国崇拜社会民主主义的人还要捡人牙慧,就会被人笑掉牙了。当然,在中国巨大的经济体中,必须坚持公有的部分还是要坚持的,但比率不可过大,同时,适度的福利我们也应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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