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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闻知柴玲的“原谅”有感


   (本来在六月中旬写了的文字,没想到倒腾时U盘出了故障,打不开了。请教各路神仙都拿它没辙,只好重新写过。故延宕到现在。)
   
   不知不觉,六.四过去23年了。注意到这个纪念,居然是看到网上有柴玲《我原谅他们》之文字稿,否则真没记起来。恕我直言,对于23年前广场上那一群“天安门宝贝”,我从无好感,甚至连同情心也日益淡漠,只缘事实真相知道得越来越多之故。似乎需要首先声明:对于下令军队开枪的决策者,他们缺少的只是一次审判;但以柴玲为代表的“广场指挥部”,我从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民运人士”,若借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属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之少数人;若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23年前那场血案,他们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柴玲发这样的声明,令我倒胃口。
   

   据《多维新闻》所载,柴玲声明里有这样的文字:“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作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我们要结束的,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而创建一个充满爱,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极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所引文字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6-06/58752819-2.html)
   
   在遭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声讨之后,柴玲7日补发《再谈宽恕》的公开信。她明确表白,宽恕只是她个人的,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原谅。她不会忘记屠杀者做了什么,并以六.四后失去母亲和祖母证明她的受害者地位。并称:不是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的责任,因为这些领导人事后没有公布真相、寻求和解,却继续压制自由。她援引圣经作解释,这些罪,最终会由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柴玲还举例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当年出狱后第一句话就是原谅那些让他入狱的人。
   
   窃以为:柴玲以及那几位“天安门宝贝”并不具备原谅谁的资格,相反,他们理应反思以求得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罹难者家属乃至广大民众的原谅,请求宽恕。“少不更事”只能是减轻乃至开脱责任的理由,绝非请功的资本。静下心来想一想,六*四不但是罹难者的悲哀,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灾难性挫折,头脑膨胀的“天安门宝贝”们难辞其咎。就像“戊戌宝贝”谭嗣同等的谋杀阴谋葬送了那次维新一样。所不同的,谭氏等尚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豪气,“天安门宝贝”们则被“黑名单”吓得如鸟兽散,正中统治者下怀。拉曼德拉作大旗相当可笑,南非本来就实行民主体制,只是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民主权利而已。曼氏的“原谅”是在德克勒克总统1989年上台启动废弃种族歧视政策之后,新总统解禁非国大等33个敌对党,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曼德拉的资格来自27年的牢狱生活,其伟大在于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胜利者的宽宏,也是稳定国家大局之睿智。倘若曼氏逃亡欧美,悠哉游哉赚了足够多美元然后宣布原谅南非“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绝不可能获得普世敬重。
   
   据介绍:“5月24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5月30日前游行一次。”王丹认为:“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本来是极明智的决策,但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案,罢免王丹改由柴玲做“总指挥”,她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按照民主制游戏规则,要李鹏下台须走法律程序;随心所欲提出主张,不应允就耍赖,这就不知道是哪门子民主了。柴玲称:“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种极度自私的理念,最终成为屠城的铺垫,柴玲难辞其咎。
   
   不是打着民主旗号就可以一意孤行的。什么叫做民主?民主的基点在于妥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非民主的选择,而是专制独裁之思维模式。邓、李下令以军队屠杀无辜民众,其决策的依据恰在此!其宣传的基调也在此!若柴玲等“天安门宝贝”上台执政,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比邓、李更僵化、更迂腐、更顽固。须知,当时的政府无论出于何因,毕竟还是采取了某些妥协措施的,不但承诺“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李鹏会见学运代表、赵紫阳亲临广场抚慰规劝。学生们本来有好几个台阶,挺着肚子下台的机会全被柴玲们“坚持到底”搅黄了。本文首段引用勒庞先生的那段话,不幸又一次被验证。
   
   邓、李感到“鱼死网破”之威胁,其实并不在广场上,以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付那些学生本非难事,以当时体制,学老毛动用行政手段组织人员清场轻而易举,尤其是折腾太久多数北京市民已感厌倦之时。威胁其实在萧墙之内,邓、李等也需要事件升级以便一劳永逸整肃内部。党内高层顽固派与革新派的斗争由来已久,胡耀邦之辞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1985年开始的货币贬值政策,导致了1986年的学潮。当1988年邓坚持再次推行“物价改革”,民众又一次要牺牲自身利益以为邓氏的伟业做贡献时,民间的怨愤情绪高涨。御用专家们会拿各种补贴来掩饰,然而老百姓节衣缩食的存款,谁都知道那要命的损失是无以补救的。而权力者们则可以从“双轨制”里倒腾私利。这就是民怨沸腾得以借胡耀邦逝世而宣泄的根本,就像当年借周恩来逝世宣泄对毛氏独裁之激愤一样。
   
   当学生运动带着民众的热望喧闹开来,党内改革派要张扬人大权力以限制邓公独裁,这个威胁才是根本的。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权力制衡就开始了,一党专制只允许人大作为工具任其使用,满脑子“打天下坐天下”陈腐思维的老朽于是坐不住,甚至连“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之类血腥腔调都喷出来了。几个标志性事态是不应忽略的: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并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21日,赵紫阳批准致电访美的万里中止访问提前回国;而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签名,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如此,不仅人大,就连民主党派也跃跃欲试插手决策,开了这个头一党专制必定日薄西山,邓不能容忍。于是万里回国后“被养病”滞留上海,保卫一党专制、粉碎人大乃至民主党派干预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地步。6月3日清早6.30分广播人大发言人声明:无限期推延原定20日召开的七届八次人大常委会议,意味着高层争端已经尘埃落定,当晚即开始镇压行动。
   
   毛当年评价邓,说他“柔中蓄刚,绵里藏针”,“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当算知底之评价。思量一下文革,“刘邓陶”中,非但老邓未“享受”刘少奇、陶铸那种“待遇”,就连彭德怀、贺龙也比他惨得多。我一直认为老毛的评价很准确,且对他另眼相看。邓公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不知是否为了对接阿Q的“儿子打老子”。1957年邓主持“反右派”运动,一遍不过瘾还搞“补课”,愣是将毛原说的“五千名左右”扩大到五十六万!大跃进导致饿殍盈野,邓公其实是实践的掌门人,本来具有警世意义的“信阳事件”,就是他亲自操作掩盖其恶劣性质的。嗣后举国饿死三千余万,邓公难辞其咎。文革伊始,坐镇北京领导运动的邓公玩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戏,放纵“老红卫兵”大搞打砸抢,导致“红八月”惨案,毛发现此乃转移他搞走资派之大方向的伎俩,一怒之下定为“刘邓路线”,这才倒台。
   
   林彪一亡,邓即写信给毛表示“永不翻案”,毛随即表态称邓乃“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正式复出,1975年元月即升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权在握没多久,驻云南14军重炮轰平了沙甸,连带着扫荡了六七个回民村落,1600余回民包括妇孺死于非命,致残1000余人,文革中军队镇压民众算是出手最狠的,即便冈村宁次的“三光”,亦不过如此而已。到第三次复出,既无视军委主席华国锋等“不赞成”,也无需全国人大批准,调动南方三大军区六十万部队攻越、北方四大军区防苏,名义上为救杀人狂魔波尔布特,实际上掌控军权确立“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之牢固地位,至于“人民老子”伤亡几何,那是无足轻重的。面对向李光耀坦言“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邓公,柴玲们意欲何为?
   
   毛当初镇压同一个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不动一兵一卒,更无须开来坦克与装甲车,只需组织“工人民兵”配合警察就足矣。邓公算计不到么?非也!一开始就放话“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显然另有所图。柴玲们不知道么?同样非也!生长于中国的卡玛,她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了纪录片“天安门”,很遗憾我最近才得知。片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柴玲在采访中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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