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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系列之四


   
    从自由化、多元化到民主化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系列之四

    钱朝民
   
    社会变化和自然变化一样,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另一方面,自然界尚且“大时不齐”,社会变革中,不确定的因素就更多,“不齐”,也因此不可预测的情况当然更甚。
   
   今日中国,由民主转型带来的制度变革,受极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对于准确的具体进程谁也无法预料。
   
   而且,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从积重难返的问题、爆炸性问题看,好像随时会在一瞬间发生无预警性大变局,另一方面,从当局的全面操控国家机器看,它也许还能苟延残喘很长时间。
   
   这样,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当事人,我们不像黄鹤楼上看翻船的旁观者,任何一个不慎的言行都可能召至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蝴蝶效应”上是不妥的,至少是太过于盲目,太过于投机性,也太容易招致迫害打击,从而使国内民主力量大伤元气。
   
   为此,我们只能以自然演化、渐进发展为前提,制定稳妥可靠的战略战术。
   
    但是,与此同时,由民主转型带来的制度变革,必然有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认识了这些发展阶段的特性,在现实中则可收庖丁解牛的迎刃而解之效,做到在渐进发展时代确保稳妥,在变局中足以引领历史潮流,从而真正为减少转型阵痛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地加快变革进程。
   
    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目前的战略形势,由此准确把握历史进程,努力在每一个阶段做该做的事情。
   
   专制社会,其共同的统治特点无非是两手。
   
   首先是恐惧,恐惧使人不敢讲真话,不敢面对现实,正因此,暴虐的周厉王用残忍的卫巫止谤,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其次是欺骗,欺骗使人不知真像,因而不能面对现实, 正因此,戈培尔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以国家机器使全民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现代专制主义的通行手段。
   
   统治者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老子早已指出“民不畏威,则大畏将至”,古诗则曰“焚坑能久治,秦祚应至今”,孙中山更有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从客观规律上看,一党专制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何况其倒行逆施已经令天怒人怨,情理难容。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一党专制垄断了包括军队、立法、行政、司法、财政、银行、国企、航空、铁路、电信、传统媒体等等几乎一切硬性资源,民主人权事业呢?迄今为止,除了道义资源,和部分觉悟的公民这些软性资源外,则几乎一无所有。
   
   因此,虽说历史地看“一夫作难而七庙坠”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何以民主人权事业的软实力,克服维持专制的巨大硬实力,却绝非置身事外者所能想象的艰难,实在是“咦呼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显然,正在为万世开太平、用人权原则创造中国历史的男男女女们,必须有莫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即对历史规律高瞻远瞩,也对客观现实洞幽烛微,才可能以高超的技巧,像驯兽师一样,把由一党把持的国家权力关进法治之笼。
   
    通常,在不动脑筋的情况下,我们都习惯于把实现宪政的民主事业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什么形式下,都把宪政诉求一股脑的提出来,或者是没有长远考量,只是想到了什么就提什么,就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事倍功半,效率自然大打折扣,甚至常常损兵折将劳而无功。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任何社会历史进程都有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只有做该阶段能做的事情,才可能成效卓著,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加以充分认识,就只能是盲目试错,难免因为冒进而欲速不达。
   
   因此,我们必须准确的把握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且按照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开展工作,尽量少走弯路,不走那些走不通的捷径,不超越现实条件做那些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从而高效地开展活动,把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踏踏实实的推向前进。
   
   为此,从当今中国社会形势的演化局面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必须把走向宪政的民主人权事业的推进进程分成几个阶段,虽然这些阶段是密切关联有机结合的,但也有相当明确的不同特质,是环环相扣的几个生长发育期。如果我们能把每个阶段的事做好,同时为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能顺理成章、顺藤摸瓜,减少欲速不达带来的反复和倒退,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顺利一些。
   
   以前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的民主进程要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两步走,现在我要说,应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争取自由化阶段、多元化发展阶段和建构民主化阶段。
   
    为什么要插进一个多元化阶段?
   
    这两种划分方法,其实也没有原则区别,因为二分法是把多元化看做自由化的成果和民主化的基础,作为自然进程那么划分,应该说也没错。
   
    但是,这里更主要的是从自为的活动角度着眼,自由化只能说明活动空间的扩大,不能说明民主化是否具备充分条件,考虑到多种政治力量崛起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提出来是有必要的。
   
    下面,就把为什么分成这三个阶段,和这三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任务做一探究。
   
    中国的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目标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因为只有宪政民主制才是唯一能够合理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今日中国,要达此目的,则必须首先上两个台阶——自由化台阶和多元化台阶。因为没有自由化就没有多元化,没有多元化也没有民主化,下面,我们就对三者分述之。
   
   1 争取自由化阶段
   
    首先必须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一党专制下,公民是没有权利可言的,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在言论、思想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自由度,却是一直在一步步增大,也可以说,在公民殊死抗争的压力下,当局不能不一步步放大各种自由的空间。
   
    为什么说一定的自由化是整个民主人权事业的基础?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毛泽东时代全面的高压专制下,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几乎都被压断了脊梁,除了数得着的几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人物,比如林昭、遇罗克、李久莲,没有谁敢于公开抱怨一声。林昭、遇罗克、李久莲的确是我们的伟大先驱,但他们在当时除了被作为当局维护统治的牺牲杀头示众外,在正面开展民主事业方面也丝毫无能为力。
   
    我这个在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才站出来的民运份子,在今日中国也已经没有几个一同坚持过来的战友了。我们这些民主墙人士对林昭他们只有敬仰的份儿,因为正是毛泽东死后,中国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政治上有所松动,不再对异议人士斩尽杀绝,这样,我们才作为中共统治下的新生代的民主战士,把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了。
   
    很多年里,我们都盲目地要民主,以为这是可以手到擒来的。
   
    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一个高高的台阶系列上,高不可攀的果实是民主,最底下则是社会生活自由,彼时我对此还不大理解。完全没想到,当时整个中国除了我们几十个民主墙人士敢提着脑袋奔走呼号以外,全国人都还“足将进而踬趄,口将言而嗫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离我们还有多么遥远?
   
    更可叹的是,那时在中国敢于写大字报、办刊物、成立自由社团的,包括魏京生许文立王希哲付申奇刘国凯,更不要说我本人,都只是些中小学学生!因为“文革”已经把敢于承担社会道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那时,只有我们作为八千万下乡知青中的几十个特行独立者,得益于曾经一度摆脱当局的思想控制,才有了自己浅薄的独立见解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的勇气。至于所有知识分子,则因为吃皇粮都被当局的严控使独立精神被其阉割。
   
   自从民主墙时代以来,无论少数人怎么大声疾呼东奔西走,中国的民主本身都毫无进展,连基层民主选举也在原地踏步,1980年北京还有九个人当选,从那以后到今天,再也没有突破这个记录。
   
   但是,这也不是说民主事业本身毫无进展,事实上自那以来已经走过了好几个阶段,从底层精英运动(民主墙)、学生运动(86、89)、政治纲领(93年和平宪章、08宪章)推出、组党运动到维权运动,再到今天全方位的宪政运动,民主运动已经从少数人的呐喊变成了社会上下、体制内外的全民运动。
   
   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运动却还没有丝毫落实在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上!
   
   无论怎么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它们的实际作用在哪里?
   
   其实在民主这个主题之外,实际作用只是为扩大中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空间开路。
   
   回过头来看,民主运动只是为拓展公民自由空间起了作用的事实一目了然。
   
   1989年的学潮爆发,而且规模那么大,其依托正是此前十多年包括民主墙运动在内的先驱不断地冲击专制体制带来的社会自由空间的增大。
   
   此后,不仅89学潮被镇压了,98组党被镇压了,08宪章也被镇压了,这样,这一波波的民主运动都没有能够留下多少实质性的社会成果——当然也形成了一个个对今后中国的民主事业大发展极为重要的潜在核心。
   
   但是,它们不仅仅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民主的坚强决心,更重要的是一次次强有力的冲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从而一再扩大了中国公民的言论和社会政治的活动自由度,使中国人一点点的脱离了恐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越来越有效的方式行动起来。
   
   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自从70年代末以来就在不断的扩大。
   
   比如,从今天说,网路上的控制固然还很严厉,但是,网上能看到的大量激烈文章和反共口号,在邓小平时代是会坐牢的。
   
   而在邓小平时代,民众的大量自由言论在毛泽东时代更是要杀头的!
   
   仅以此观之,就不难发现,在民主运动推动下,从邓小平的统治开始,每个时代都有巨大区别,总的来说,言论和社会自由空间都在持续扩大。
   
    再比如公民聚餐,很多年里,当局完全不准在他们看来有异端表现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聚餐,我本人就多次因为邀请朋友们聚餐而被抓捕。虽然一个政权专制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愤怒,又怎奈何举国之人绝大多数对此不仅习以为常,反而认为我们聚餐就是“反革命活动”?然而,近一两年来,尤其是中共18大以来,公民聚餐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发展的到具有全国性的意味,当局也多少开始容忍了,至少打压的没有以前那么残酷,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饭醉”活动也就不可遏制的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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