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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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系列之二


   
    关于“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系列之二
   

    钱朝民
   
   宪政民主制已经是当今世界一切国家不可避免的制度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迈进宪政门槛的同时,中国仍然在通向其大门的遥远道路上蹒跚而行,由于当局仍然掌握着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权,迟迟不愿意自觉进行制度变革,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尚只是处于起步之中,这样,最终选择何种变革路径也就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提法就有多重性:
   第一,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二,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它又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三,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应该采取何种方略,以什么方案加以应对。
   目前,当局的代际更替尚未完结,对于其是否可能相对主动地进行变革,从海外来说大抵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从国内来说,则分为两大类,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人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如鲍彤、铁流),因为眼下他们直接的受害较少,没有迫切的个人需要,但是,下层激进人士却往往感到绝望,因为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受害深重,农田被占,房屋被毁,或者无论怎么打工都买不起房,娶不到老婆,一言以蔽之,在如何看待当局是否会主动改革上,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很突出,理性的研判并不多。
   历史的说,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在已经落到全世界最后面的情况下,可以相信,统治者的智商绝对不会低到看不见这一点,何况他们掌握着最庞大的情报系统,不可能不对大趋势洞若观火。
   与此同时,他们背负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历史包袱——政治目标从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到反过来搞专制资本主义、历次“运动”留下了一笔笔惊人的\血债、自身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直到目前他们还在靠强拆民房、强占民田自己大捞一把的同时搞土地财政花巨额经费“维稳”,如此等等。
   这样,作为其政治代表和接班人的习近平一辈,也就处于极其为难的夹缝之中,不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吧,日暮途穷来日无多,回归吧,如何向祖宗几辈交代,如何面对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也就是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两难处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因为从前处于可以拖下去的状况,就可以胡闹着击鼓传花,现在已经一步步走到无法拖下去的时候了,这样,在巨大的历史性社会压力下,情况已经颇为不同。
   以此观之,我们再来看,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民怨沸腾,官民利益对立严重,官本位致使为官成为发财捷径的时代,要想靠当局之上而下的来完成政治改革是绝不可能的——当然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完全靠统治者自己放权而完成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宪政化改革的。
   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基本理性,从而自觉顺应多元化历史潮流,那么,这种转型则必然表现为最后关头的生死搏斗,一如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所发生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方式,就莫过于某种形式上的官民协作,良性互动,也就是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了。
   正常的商业文明国家都是大社会小政府,我们国家却因为中共暴力夺权后搞了一切收归国有的党政军群一体化,而形成了国家垄断一切的局面,当然,这种国家垄断的实质是一党垄断巅峰——君党统治,但是就正式形式而言,以国家的名义由政府垄断一切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逐步退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当然,这种退出并不全面,而且时常发生倒退,但和政治领域比较起来总算都已经在退,而政治领域迄今为止当局还是寸步不让。
   然而,由于世界的政治进步潮流,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关口,政治领域当局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不是比较主动比较自觉地退,就是被暴风骤雨式的狂飙突进所逼退,在这种情况下,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对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仅对当局,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至少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大战乱,大破坏,也可以避免大清算。
   问题只是,这个过程会为时较长,一些下层民众会继续遭殃,许多受害者也因此忍无可忍,因而民众在同一段时间内还会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一些贪官污吏还会继续为恶!
   也正因此,“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绝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过程,绝不会表现为统治者完全主动退却,民间力量长驱直入,而是一个激烈的博弈过程,是统治者为了避免遭受大清洗而被迫不断释放善意,不断缓和社会矛盾,不断接受社会舆论批判,从而把民怨逐步释放出来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在言论、出版、社会政团、以及基层选举领域逐步进入合法生存空间的过程,是政治反对派不断崛起、壮大的过程。
   须知,虽然今天的局势和辛亥革命时期有相似之处,毕竟,今天的制度变革和满清王朝末年不同。
   满清王朝末年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完全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末期,因此,转型是万事开头难,究竟是从抓社会经济转型入手,还是从政治入手,即像无路可走,又有太多的路径选择。
   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呈扭曲状态,但是,经济不仅已经市场化,而且发展程度整体上和当代世界处于同一水平,社会的契约化也足以使中国和世界基本接轨。
   这样,今天的唯一问题,至少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制度。
   今天唯一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则可以肯定的说是权力的一元化,是权力的不受监督,是权力本位的制度和法律体系。
   明确的说,今天的中国和满清王朝政治上唯一的形式区别是,那时是一人一家之治,如今是一党之治,那时是君主制,今天是党主制。
   这样,今日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使一党之治,走向多党制,如何使党主制,走向民主制。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觉的腐败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国家机器肆意侵犯人权和以土地房屋为主的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就可以杜绝。
   当然,这个问题看似最简单,其实又最麻烦,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比如六四时期他们就有人放言“我们的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要拿去可以,再拿四千万条命来换”,以这种逻辑,除了再次发生暴力夺权事件外,别无他路可走了。
   这种逻辑其实是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翻版,历史只能循环不能前进。
   但是,目前的中国却不再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民众已经开始过“公平交易、意思自治”的商业文明生活了,这样,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因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殊死一搏,死了拉倒,不死打进皇宫坐龙床,也不会再长期忍气吞声,永远是一盘散沙,而会陆续站出来,会坚定不移的要求执政者和自己做“公平交易”——以善意、善政、善策换取选票。
   总之,公民力量的崛起,大力向当局要求公平正义,最终必然是当局历史命运的决定者——后文要提到,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据说曾是习近平的导师,他就已经向当局提出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作为合力决定的历史演进方向,既不会依世界历史潮流和民主志士的善良愿望轻易地直奔宪政民主制和相应的多党制,也不会依当局的梦想能够用暴力永远维持君党统治。
   其最可能的制度转型路径,应该是使制度变革分成几步,那就是往新兴政党崛起的方向前进的公民力量、公民共同体通过在高压下奋力拼搏逐步崛起,执政党的势力则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做一些理性的退却、让步,逐渐学会容忍反对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用大约一二十年的时间,相对稳妥的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
   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曲径通幽。
   具体地说,那就是政治反对派无法以冲击党禁正面攻坚取得突破,只能根据现实可能性降低要求,在比较低级的层面寻找合法化空间和发展壮大的突破口,然后在打压中慢慢成长,直到争得平等的政党地位,与此同时,完成制度的宪政化转型。
   从当前来说,这个突破口其实已经在操作之中,那就是日前“羽化未半”之时由南周事件引发的争取新闻自由之战。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妙事件?其实,争取“新闻自由”也是今日中国的特产,因为中共实行“党管传媒”的全面专制政策,自从建政以来就完全垄断着一切传统媒体,从制度上法律上彻底禁止公民自办报刊,反对派和普通公民至今无法直接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则好歹掌握了一些报刊资源。这样,当局的文宣官员公然打压南周的新闻自由权,就给了反对派一个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协同工作的机会,从而发生了全国反对派义士纷纷前往广州声援体制内的南周的事件。显然,这是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结合共同推进公民空间扩展的一个良好范例,虽然其结果离争得新闻自由乃至出版自由还不知多么遥远,但这毕竟是8964之后的第一场纯粹的街头政治运动,并且因为没有遇到血腥镇压而很大的鼓舞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士气。
   由于习近平在履任之初就有高调的“行宪”之论,这样,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要求落实宪法也就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和中共新掌门互相呼应。
   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中共未执政前也是它自己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有云:“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当然,那时国民党虽独裁,第一其他合法政党大量存在,不合法的中共也存在,第二国民党的宗旨终究是以宪政民主制为目标的,这样,当时的自由空间要大得多。
   目前的中国却是完全没有合法政党之存身处的,政治反对派的奋斗也还只能是为未来的合法化打基础。而目前所能拼命做的,则是极力争取最低限度的“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以及一点点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这样,以目前的现实论,从政治上说,中国政治反对派能够争取的,则是区县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落实,因为这是有宪法规定作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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