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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狼的足跡--名记者黃遠生被刺揭秘的历史真相


   文:赵世龙
   
   名词解释: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址坊村人,二十岁中进士,清庭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
   

   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生前因大胆抨击时政,后在美国旧金山被孙中山下令暗杀。

   
   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死因几永沉历史深潭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
   
   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谁叫你被认为是袁贼走狗的?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悼念会。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命丢了,还得往杀了你的革命队伍上靠和站队,你说这种暴力手段和所扯开的大旗的炫惑力,厉害不厉害?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被杀的二日后),据后人考,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
   
   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甚至到1984年,黄的儿子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都不能真相大白。儿子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
   
   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黄的启蒙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数年时间,却正是中国现代意识和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转折关头,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国突进觉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却将生未诞,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点。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黄远生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现代报人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因此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论是与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过冤枉他。因为舆论本身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历来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也要对这种具二刃性的力量严加防范。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过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触霉头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9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
   
   先不说向来以枪对笔的各派军阀,号称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开了此类血腥暴力暗杀异见分子和批评者的先河,后来的国民党接班人也多循此旧例,早期的中国报人,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再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被蒋介石的特务人员拦车枪杀)、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名下令枪杀于北京天桥)、林白水(因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桥被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样魂断天桥,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杨杏佛(因参与民盟活动,批评政府关押陈独秀等进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枪杀。)等著名报人,先后都倒在了暗杀和屠杀之下。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国父的另一面

   
   黄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孙中山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文党得国的计划,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那么,究历史旧账,孙中山到底有没有黄远生讥评讽议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正史”中。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处在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时代,相关的信史记载还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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