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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民主群星的隕落--與高越農教授商榷

   《散議《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武漢科技大學退休教授高越農撰)言之成理,但似略嫌簡略,謹作點評以資補充。
   
   文章寫道:
   
   96歲高齡的李銳先生《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以下簡稱李文)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回憶史實、闡述觀點的力作(《炎黃春秋》2012年11期)。它歷數“民主堡壘”裡隕落的群星們可歌可泣的事跡,鞭笞讓群星隕落的罪人,追溯毛從1926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起就暴露無遺的對於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敵意。


   
   我由此文引申出一些看法,提出來與朋友們切磋。
   
   竊以為李文誠然“有據”,未必“有理”。高文實際上否定了李文的若干基本觀點。
   
   一、李文說:“這些當年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統治的進步青年和精神獨立的教授們,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壘’,乃星空中璀璨奪目的群星。”“這個‘民主堡壘’對最後戰勝國民黨”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對中國共產黨最後戰勝國民黨做出了貢獻。這是正面的積極的貢獻。
   
   難道這裡還有什麼疑義嗎?有。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不具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力量,他們必須依傍一支真正追求民主的力量。可惜,當年並不存在這樣的力量。“民主堡壘”中的精英們,只不過是做了“螳螂捕蟬”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做出了正面的積極的貢獻,要用“換新天”以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新天”來判定。如果當年做出清醒的判斷有一定困難的話,那麼,站在21世紀回眸,“新天”真相已昭然若揭。這正是“民主堡壘”中的精英們的悲哀,滿腔熱情、不惜生命地投入,迎來的卻是思想上的萬馬齊喑,生活上窮困潦倒的慘淡歲月。所以,這個所謂的“貢獻”值不值得肯定,需要重新考慮。《序言》感嘆說:“根據當年共產黨尤其毛澤東著重宣傳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學生們追求的目標可說已經達到了,這不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學上發生的流星雨一樣,群星亂落了!”這個感嘆其實也是對這個所謂“貢獻”的否定。
   
   用“螳螂捕蟬”形容西南聯大精英當日反蔣,可謂妙喻。現時之“新中國”較四十年代蔣介石治下的“舊中國”,其腐敗不公一百倍也不止!對此,李銳本人也不禁感慨繫之,可見精英們一甲子之前“所謂的‘貢獻’值不值得肯定”,真的“需要重新考慮”!
   
   根據同樣的道理,對於斯諾先生不遠萬里、不辭辛勞寫出的《西行漫記》,對於新華社當年頻頻發布的“民主、自由”的期許以及新華社關於“毛澤東與黃炎培‘窯洞對’”的宣揚等等,對於中國政權更替所做出的“貢獻”,均應該重新思考。
   
   這裡面把斯諾文章和新華社當年的作為相提並論,似有不妥。斯諾旨在為中國老百姓好而報導彼時的中共及毛事跡,新華社則志在為毛共“奪江山”造輿論,着眼點殊屬迥異,不宜混為一談。當然,此二者之“貢獻”性質“均應該重新思考”是對的。
   
   二、群星們自己也犯過失察的錯誤。李文為之扼腕嘆息的袁永熙、吳晗、羅隆基、費孝通、潘光旦等等,都是傑出人物。他們隕落的罪責,主要地應該算在施害者頭上,算在極權制度賬上。但是,他們自己是不是也犯過失察的錯誤?例如,吳晗先生的在天之靈,是不是也可以尋思一下,為什麼執意不聽他的恩師胡適的勸告?
   
   誠然,群星們確實“翻過失察的錯誤”,但袁永熙、羅隆基、潘光旦之失察,與吳晗、費孝通不可同日而語。質疑吳晗“為什麼執意不聽他的恩師胡適的勸告”亦有點費解,筆者淺陋,實在不知胡適何時“勸告”過吳晗(勿信毛共之言)。
   
   把失察完全歸咎於欺騙宣傳太厲害,是說不通的。胡適、梅貽琦和傅斯年等等不是沒有上當受騙嗎?能夠看透假像的還有並沒有跟著去台灣的陳寅恪先生。《序言》提到:“郭沫若寫信給陳,邀請他到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任所長。陳回信說:如要我當所長,這個所就不講馬克思主義。……他曾經指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桎梏’當時指三民主義,後來指馬克思主義。”因為一度失察受到摧殘而終於沒有隕落的群星中也許還包括羅隆基、儲安平等。
   
   “沒有上當受騙”的非止“胡適、梅貽琦和傅斯年等等”,魯迅知交臺靜農和曹聚仁亦然。至於陳寅恪,固然是“能夠看透假像”,但這位“教授中的教授”應屬特殊情況,隕落的“聯大群星”恐不可與之比擬。蓋陳寅恪自稱而是年代留德時即已通讀《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本質上違反人性了如指掌,此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即使羅隆基、儲安平也遠遠不及之。
   
   三、李文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毛澤東。但若僅限於此,則是不夠的。
   
   “僅限於此”誠然“不夠”,但罪魁禍首則非毛莫屬。所謂“冤有頭,債有主”,毛便是群星血淚斑斑之根源!
   
   “從《毛選》上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最早發表的原件中”,“從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中,從“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 ……李文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毛澤東是怎樣始終一貫地蔑視、敵視和凌辱知識分子的,並把“群星隕落”歸因於此。但是,“群星隕落”的賬不能夠僅僅算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
   
   當然毛身邊助紂為虐者不乏其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各有各的賬。可是,沒有毛的話,許多事情將不會是1949年之後那個樣子。這難道不是可以推斷的嗎?
   
   馬列主義共產革命也是意識形態裡的革命,馬列主義者認為,廣大知識分子是反動意識形態的載體,是共產革命的對鄉。共產革命除了依靠黨內的少數知識分子以外,並不依靠廣大知識分子。如果僅僅把摧殘知識分子一概歸咎於毛澤東,就無法解釋前蘇聯(斯大林、日丹諾夫等等)對於廣大知識分子的長時間的排斥、敵對和迫害。
   
   就蘇聯而言,斯大林是最大魔頭,數千萬冤魂的債主。列寧死後如果不是他掌權的話,知識份子的悲劇將不會如此慘烈。但其暴虐方式異於毛,起碼他沒有搞過“反右”。
   
   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而是當年被中國共產黨認同了的觀點。例如,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就是整個國家機器的行動,毛逝世多年,還肯定這個運動的必要性。正如《序言》所言:“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都同他們當年經過的史實分不開。”我認為,既然要忠於史實,在追究“群星隕落”之因的時候,就不能夠追思制度原因。質言之,縱使沒有毛澤東,在這個制度下,廣大知識分子也絕對不會有舒心的日子過。
   
   制度確實不可不究,不過毛把共產極權制度之惡推到“頂峰”,也是不容忽視的“史實”。
   
   僅僅把“群星隕落”歸咎於毛澤東,就是認同了一些人的“切割”論,無助於中國共產黨痛定思痛,汲取教訓。
   
   說千道萬,毛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大災星。而在中共內部卻是“眾星拱月”,劉、周、鄧、康等“星”對聯大“群星隕落”責有攸歸。將毛從“偉光正”中“切割”出來,區分主次,還是必要的。僅就教於識者。
   
   (癸巳年初二完稿)
(2013/02/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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