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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毓东牧师回忆录)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我幼小的时候,国家政局维艰,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进而整个东北地区都落入日寇的魔掌。那叫我刚刚11岁,还在小学念书。沦陷区的中国人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侮辱,尤其是他们在文化上压迫中国人,所有的高等学校大部分停办,只有少数搞政治的和几所医科大学还在在。父亲本来要我学医,当叫在沈阳有一所基督教会的医科大学,叫盛京医科大学,那里还有两所附属医院,就是男院和女院规模也很庞大。只是由于学费太高.家中根本负担不起,尽管我有学习的能力和愿望,也只好作罢。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我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祖父留下了圣经和圣经注释等书籍,更是我认识上帝的窗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仰也不断地成长起来。 那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一位堂兄的信仰复兴,来到当时营口的圣经学院上学,希望献身传道。他们一家为了生活和工作,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就迁到黑龙江克山去了。祖父这几个儿子当中,这位堂兄的父亲信仰最好,当过教会的执事,而我父亲信仰就不如伯父敬虔。由于学校离我家很近,堂兄在假期便到家中来住,并热心地宣传福音。我既然有信仰的基础,又受到他这样的影响,我的信仰就开始复兴,而且灵命成长的速度很快。从那以后不久,我就会查经,就能讲道,尽量参加教会、尤其是以沈阳为中心的教会所举办的所有的培训班、短期班,得到老师和教会领袖的喜爱和称赞,也对我抱以很大的期待。
   
    堂兄介绍我到营口的圣经学院去读书,可是那个时候因没有教会推荐,无法直接入学,学校答应让我去参加考试,经过考试才决定是否录取。我如约应考,成绩非常出众所以他们就决定正式收我作营口圣经学院的学生了。可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不允许这样的院校存在,我只在那里上课三天,这个营口圣经学院就被日本当局勒令停办。献身伊始就遇到挫折。
   
    怎么办呢?哪去呢?灰心吗?回头吗?当然不能。于是我找到我的一个同乡叫程光伟,他本来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宋尚节运动他们家得到复兴,他便献身传道,每年都到我们那里去传福音,开灵修会,我也受益不浅,所以我就从营口圣经学院到海城找他,他在海城传道很活跃,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学习传道经验。
   
    既要献身,就得积极地学习、追求,后来从海城回家参加沈汨教会的短期培训班,一期两个月他们对我都有很好的评价。
   
    当时在沈阳小河沿有一所很好的灵修院,教会为了解决培训普通传道人的问题,决定就在这所灵修院成立一个圣经学院,学制三年,因为他们对我有所认识,我被破格免试录取。这样我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所圣经学院的院长是齐鲁神学院毕业,曾留学英国,学院师资队伍也很出色,有留日的,有留英的,还有作过中学校长学教育的,最低限度都是神学院本科毕,或者是现职的牧师担任教员。在这里学生既学文化课,也学圣经课。
   
    三年毕业后,我被同学介绍到四平梨树县榆树台镇的教会,去担当传道工作一年,取得很大的成绩,后来经过已调到神学院教书的教区长的介绍和推荐,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神学院.以至于人还没有到校报到,名声就先传开了。
   
    东北神学院是东北教会的最高学府,过去在东北地区,主要是由苏格兰长老会在那里传道,从我祖父的时候就由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给他施洗。当时尔北地区长老会的教会有280多所,是整个东北教会的主要力量,他们为了培养传道人员、牧师就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建院有一百零几年了,开始时是不完全的,逐渐发展、完善,其名称和学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大的变化,后来在沈阳一经路正式建立东北神学院,学院的校长、教师都是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其中还有神学博士,教师队伍十分强大。学校设有预科、本科。预科2年半,毕业之后经过两三年工作实践,成绩优秀、表现良好、受教会推荐者,才可以回来读本科。东北神学院培养出了很多传道人员,也培养出了很多的牧师、教会的领导人,现在这些人还有一大部分仍在事奉的岗位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员、校长都被日本人逮捕,为了维持这所学院,校方就聘用了一些受过专业教育的中国人来充当教师。当时日本人也插手神学院,有一个日本牧师常驻长春(即所谓的新京),名叫石川四郎,还有一位福井二郎牧师。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很多中国人对他们有所怀疑,实际上他们都是很好的牧师。
   
    当时有一个叫王玉新的警察,是当地“王家五虎”中最小的一个,平日作恶多端,后跟福井牧师信主,不仅自己改过迁善、蒙恩得救,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带领了不少人信主。那时,我妻子对福井和王玉新十分敬佩,经常找他们交通,灵性得以增长(抗战胜利后,石川回到日本,还随信寄来过照片)。他一个礼拜只能来神学院一次,讲一讲国民道德即政治上的事,并不讲授具体课程,所以神学院实际上由一个中国教员作主事,主管校务。这时的教师队伍也不错,其中有齐鲁神学院毕业的、燕京宗教学院毕业的、或留过英的,他们都受过很好的神学教育,所以在日本投降之前,学院也为中国的教会培养了一些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差会的传教士、神学教员又回到沈阳,他们继续当院长、教师,这所神学院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我在神学院求学期间因患结核病而休学一年,适因日本投降,学校停课,学业并没有耽误,我还是如期毕业了,那是1948年6月,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撮后一批神学院
   
   的毕业生。
   
    可以说曲曲折折十年路,从献身传道到神学院毕业整整用了十年的工夫,其中的辛酸、困难,真是一言难尽。
   
   
   
   三、神赐婚姻
   
    神学毕业只是走上事奉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为了事奉还要解决一些应该斛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婚姻的问题。婚姻从前都是由父母包办,在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过这样的阶段,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因为她爸爸吸鸦片,所以我不同意。后来又有许多人说亲,都被我拒绝了,这主要是我的姐姐帮了我的忙。
   
    大姐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的,父亲考虑找一个没有文化、贫苦出身、富有家产的人作女婿,认为这可以给女儿带来幸福,可是姐姐有文化,能读书,会写字,所以他们两人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在那个社会离婚当然是不太可能的,父亲也不能允许。所以姐姐为此忧郁成病,26岁就死去了。她婚后经常嘱咐我婚姻问题要自己作主,绝不能听从老人包办。大姐到临死的时候,再次叮嘱我不要接受包办的婚姻,一定自己作主,给我留下极深极深的印象。
   
    在那个年代,教会圈内受过教育的姊妹并不多,她们在婚姻上的追求,都是找医生找各种有发展前途的人,她们大多都不愿意嫁给一个穷牧师。我家里又穷,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找到适合的配偶,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拒绝一切为我介绍的对象。亲戚朋友都说我当和尚了,不结婚了,对这种议论我倒也不反对,予以默认。
   
    但是我神学院毕业,将要走上事奉道路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配偶,也有碍于工作,所以婚姻的问题也是走奉献之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感谢主,他让我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
   
    当时国共争战,局势非常紧张,我被派到沈阳东边不远的抚顺市教会去做实习工作,在那里遇见一个叫朱春荣的姊妹,遇见她可称得上是神安排的奇缘。 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占领了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到处胡作非为,她的父亲不放心,所以把两儿两女送到抚顺她姐姐家避难。我在抚顺教会过圣诞节主持唱诗班,她也参加了唱诗班,对教会工作非常积极,后来经我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就订婚了。说起来这都是神的安排,当时正好来了一位牧师,给我们举行了一个降重的订婚典礼。本来如果时局太平,可以多交往一段时间,也可以尽最多地建立感情、互相了解,但是当时的形势是不允许的。所以经同学的介绍,我们很快就订婚了。
   
    日本人倒台之后,东北的所谓北满地区处于共产觉的占领之下,那里关闭教会,不许传道,甚至有的传道人还被处死,因此全东北教会的传道人都纷纷集中到沈阳,等候东北教会向全国基督教总会推荐,由全国总会分配他们到内地各处工作。所以在这种急迫的形势之下,我们于1948年7月1 日在神学院,由院长为我们证婚,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礼。当时我28岁,她23岁。
   
    我能够信任她,首先就是因她信仰的敬虔,更重要的是培养她、帮助她的那些牧师都是非常著名的好牧师。而她也知道我是献身传道的,并为此愿意委身于我。我们彼此信任,没有怀疑。当时也有人认为我太冒险,和一个不知根底的人就敢结婚;也有人讽刺说我贪图这个女子年轻貌美。这都没何关系,实际上她的确年轻貌美,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她的信仰和德行。
   
    实际上上帝赐与我的这个婚姻是非常美好的。我刚到北京开始在教会事奉的时候没有生活费,她就出去工作来支持我;在新街口教会工作的时候,只我一个人,既没有同工,也没有工友,她就帮我做各项工作,从扫地、生炉子、打钟,到参加聚会、热心传道,都尽心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我进了监狱,她忠贞不渝,把三个幼小的孩子抚养成人,还要照顾我的生活,甚至还照顾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怨言。所以她既是我的好伴侣,也是我的好同工,直到现在仍然如此。现在我们已经老了,她七十多了,我也七十八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是上帝所安排的美好婚姻。
   
   
   
   四、初到北京
   
    1948年,大批的传道人已经早就进了关,我因为新婚,所以离开较晚。时值内战,东北与华北之间铁路交通断绝,为了我们能进关工作,我弟弟卖掉了口粮,给我们买了飞机票,实际了那是一架货机。
   
    7月30日,我们终于踏上北京(当时称北平)的土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当就只有30斤行李和10块美金。与我一同事奉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是通过别的途径,费更大的周
   
   折才来到北京的。
   
    我们有幸能够来到北京,深感是上帝的恩典。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对这个古都的名胜大有兴趣之外,就是对这里的教会进行了全面的观摩和了解。北京教会当时有16个宗派,也就是说由不同的外国差会形成的,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圣公会(原名安立甘会)、救世军;美国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安息日会、远东宣教会;分别由美国、挪威、瑞典三个系统组成的神召会等等。这些差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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