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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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岸”?

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

   多年之後,當後人翻到中國史書的2012時,“變局元年”四字注定將跳出頁面,嵌入他們的記憶庫中。

   2012 中國,猶如一部典型的好萊塢産品:叛逃、追捕、投敵、放毒、謀殺、焚屍、毀證、取證、陰謀、栽贓、情殺、滅口、誘敵、拘捕、審判、車禍、裸女、滅迹、權鬥、政變、外媒……所有驚秫肥皂劇的要素應有盡有,幾無遺漏。環環相扣,眼花缭亂,紛呈于國家高層的舞台上。

   而中南海當局,一改以往“講政治”老調,也極力引導並促成2012事變的好萊塢化。他們慘淡經營,濃墨重彩,把事情努力塗抹成一出純粹的鮮廉寡恥、道德敗壞、金錢與性的都市肥皂劇,使之非政治化。從而試圖與年底的政治大舞台(十八大)相切割,杜絕任何可能的政治聯想。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無需良好視力,觀衆也不難瞥見,在那舞台背景的上空,有兩個巨大的政治幽靈——毛氏幽靈與鄧氏幽靈——正在進行的全武行式決鬥,難分難解,拼死拼活。

   事實上,重慶“唱紅打黑”的戛然而止,毛左根據地在重慶地盤的萎縮以及在網絡空間的崩塌,在在標示了其政治性,標示了政治風向的轉變。

   是的,目前似已塵埃落定,老中少齊上陣過招的十八大,已經垂下帷幕。人們開始關心,王儲登基之後,走向何方?

   重要的是,中國已經不是2012年之前的中國了。

   2012 ,中國上層政治黑箱這一潘多拉盒子已然打開,政治變遷的火車已經徐徐出站,各派砥砺磨刀之聲仍在隱隱作響。2013,作爲2012的 延長版,將使濫觞于2012的政治博弈繼續演義,政治慣性將繼續延伸。鹿死誰手,目前尚難一言以斷。

   訴諸歷史,人們注意到,政治僵局,有時可維系二、三十年。然一旦平衡打破,滾動起來,它的邏輯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

   這就是明眼人之所見:中國變局,已經開場。

   

三十年“摸石過河” 何處是“岸”?

   

    北京的新當局甫一上任,觀察家注意到,有一些新舉措正在靜靜地釋放出來,贏得了些許掌聲。但仔細查勘,基本上都是一些親民的小動作,面對重重的內政外交的實質問題和困境,他們尚不知從何入手。簡言之,“新政”似乎難産。

   在筆者看來,北京新主政者必須透徹想清楚的,其實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誠實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對它。該問題是:

   何處是“岸”?

   中國政府,“摸石頭過河”已經30多年了。現在該是確立其目的地——“岸”——的時候了。

   今日之世界,憲政民主國家已達115個,是無可爭議的全球文明主流,是河之彼“岸”。像中國這樣打著共産黨旗號的(極權或後極權)國家,日益寥寥,僅余其五(中國、朝鮮、越南、古巴、老撾)。而且,即使是這些引人注目的稀有物種,也都在“摸著石頭過河”,處于變遷之中。揭開世界日日喧囂沸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泡沫表面上的五彩錦緞,下面呈現出來的,正是上述基本態勢,它是中國困境的根源。

   環顧全球,這種中國與世界主流秩序對峙的局面,還能維持多久?有可能長期撐下去嗎?中國能夠與基本人性長期對抗?這個世界有可能長期容納共産主義?

   這一問題想透徹了,想通了,確立了基本意向,則一通百通。所有目前令中南海焦頭爛額的問題,多數將在登“岸”途中及登岸之後,迎刃而解。

   這些問題包括:日益嚴重的中國財富精英與權力精英的向國外“大逃亡”問題,日益嚴重的制度化貪腐問題,土地制度問題,日益激烈的群體抗爭問題,超越軍費的維穩費用問題,台灣海峽兩岸的關系問題,中南海在地緣政治上所感受的“戰略包圍圈”的問題,香港的離心傾向問題、(由朝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伊朗問題等所顯示的)外交孤立問題……等等。

   其核心,是國家定位。

   

“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實踐的問題是,如何到達彼“岸”?

   最近,江華、張千帆、張思之等70多位中國學者聯署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以及《炎黃春秋》的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 ,不約而同,指向了憲法,指向了憲政。

   他們指出,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憲法基本上被虛置。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即是說,用“維憲行動”來行憲,來達成憲政,到達“彼岸”。  

   要言之,“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以憲法超越毛、鄧的左右兩極符號,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二者的嶄新的憲政維度,擺脫中國長期在毛鄧二者之間擺動的困境,特別是擺脫毛澤東的巨大而黑暗的陰影,才能阻斷任何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復辟。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毛澤東的罪行沒有被全部公開曝光、辯論、清算,只要沒有判處他的政治死刑,在這面血紅的旗幟下,在毛氏的土壤裏,類似薄熙來一類的政客就總有機會會興風作浪卷土重來、一代又一代層出不窮。由于其意識形態在中共的原教旨正統性,在其黨內,毛左還常常是主動進攻的一方,就像薄式“唱紅打黑”一樣。在這樣的話語權不平衡的情勢下,有意革新的主政者的權力,將受到致命的挑戰和威脅。

   因此,公開討論毛時代,公諸其駭人聽聞的禍國殃民罪行,牢牢地把他定位于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二十世紀三大反人類暴君的行列,將剝奪已有的與潛在的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資本,歸零其極權主義加民粹主義話語空間,杜絕其東山再起的任何可能。這是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這樣的歷史流程中,勢必涉及對中共奪取政權六十三年來的總回顧。其間中共所犯的巨大罪錯:土改、鎮反、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公社化、大饑荒、文革、六四,……將一一受到公正的評價與審理。當真相與是非澄明之際,政治精英將不再被中共的遺産特別是毛遺産所綁架,一個全民大和解大寬容的時代才有可能降臨神州,中國文明才可能真正走向偉大復興。

   人或問,如何保證這一偉大進程的降臨?答案是,沒有任何外在的可靠保證。你的意願就是保證,我的意願就是保證,他的意願就是保證。通過各類渠道,讓我們每個人的意願成爲可見可聞可感知的意志,則所有人意願的重疊部分勢將浮現出來,那就是政治共識。那就是公共的保證。那就是對政治人物的“賦權”。雖然,目前中國尚缺乏制度化的凝聚共識的政治通道,沒有制度化的授權通道,但在全球化網絡化時代,絕對的政治黑箱已不复存在。發揮你的表達想象力和創造性智慧,則我們的意願就不會歸零,它將被看到聽到感受到。它將彙聚成堅實存在不容忽視屢仆屢起的公共意志,促成“權爲民所賦”的授權渠道的誕生。

   

文革一代中共政壇精英

   

   著眼于公民社會的建設,著眼于民間共識的凝聚,並不意味著輕視上層政治精英的作用。他們在政治博弈中,特別在中國場景下,顯然是重要的一極。對政治精英而言,除了其政治意願外,責任倫理和能力潛質也極其關鍵。人們注意到,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與其前一代,有明顯“代溝”。具體而言,他們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同時絕大多數曾是“知青”,曾墜入社會底層,對底層冷暖,有親身體驗,難于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戲劇性經歷對他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筆者曾指出過,文革,作爲一次“微型的”“擬真的”政治過程的預演。其中的政治參與者,鑒于 “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國門關閉,新聞封鎖,長期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實歷史的知識,不懂得基本的政治運作常識,因此,開初青年人的 政治操作極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圖的揣摩者跟隨者和宣傳機器的應聲蟲。但是,據筆者的仔細觀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于對文革前十七年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准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無論是在組織、宣傳,還是在情 報、外交等方面,把一種“模擬政治”變成了“政治實驗室”,馬基雅維里式的諸種政治權謀和技巧在其中自發地出現。他們通過“陽奉陰違”,對毛指示的“各取所需” 和“各自解釋”,開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變成了“真實政治”。很多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謀略,開始出現在派別鬥爭中,逐漸玩起了複雜 的政治遊戲。短短幾年的政治成長歷程,某種意義濃縮了千年政治智慧的發展。文革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他們的主要特點是精神與行動都束縛較少,敢于行動,敢于出手。其基本問題在于忽視基本政治倫理,蔑視傳統道德底線,基本不問原則,不擇手段,不受約束,信奉“叢林法則”,信奉唯權力主義。

   文革之後,他們進入中共官場歷練。中國極其險惡的官場生態,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大起大落,驚濤駭浪,與經濟領域的超強互動關系,同時又有與毛時代不同的大量國際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對現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經驗與改革時代經驗的交互作用,使這一代中國政客在其政治行爲方式和理念上,與其前輩很不相同。薄熙來是其中的一類典型。底層經歷影響更深廣的,也可能塑造出另類典型。無論如何,與前代政客比較,他們顯然不那麽謹小慎微,瞻前顧後。這些政客,倘若繼續實施暴政,勢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徹;倘若真正確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闊斧,拼命向前。因此,在潘多拉盒子開啓的重要時刻,雖然執政空間仍然有限,但若目標明確,信念堅定,手段靈活,則不是不能做事的。如果主政者仍然無所作爲,歷史給他的判決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突發性偶然事件的歷史功能

   在今日之中國,還不應忘記,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開,那麽,突發性偶然事變發生的概率就更加增大了。

   之所以論及突發性事件,是由于在鐵桶般束縛下的中國當代政治制度中,即使尚有棱角的他們,所能發揮的余地也很小。但當出現突發性偶然事變時,他們大展身手之契機就降臨了。回望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歷程,不難看出,正是一樁樁突發性偶然事變,引領中國逐步走上文明之路。

   用共産黨之前他們的祖宗黑格爾語言來表述就是: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

   這裏的必然性,就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意願;這裏的偶然性,就是突發性偶然事變。衆所周知的有:1950年代毛岸英在朝鮮被炸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該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及其妻10月6日被逮捕的政變,1978年小崗村村民冒死立約包産事件,1989年天安門運動,2012年王立軍事件,令計劃之子車禍事件…..等等 。筆者甚至願意極而言之,突發性偶然事變,勢將成爲憲政中國的第一推動,成爲中國自由的點火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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