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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习近平沿用“以党治国”老套路——“神化党”的努力是死棋

   
    不少舆论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讲话有新意,平实、亲切,甚至以“新政”冠之。其实习近平的“新政”全是中共历代党首忽悠民众的老套路,不过是以“反腐败”和“党性建设”作为“新政”起飞的两翼。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新闻一出,中国官方媒体,随即纷纷从歌颂胡锦涛10年辉煌,转向鼓吹习近平“新风”“新政”。当今中国,正在借助于“宣讲十八大报告”之名,在各地掀起向全民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三自信”,炒作“新领袖”、“新开局”、“新气象”之“中国梦。
   
   
   


    然而,习近平如此“新政”两翼,其实质就是在强化“先进党”的功能,期待以恢复党的“伟光正”形象,来巩固、发展党的绝对领导。为此,他高捧人民,却不还权;高谈宪法,却避谈宪政;高调反腐,却不公开财产;高声政改,却不党政分开。总之,以“党性建设”;回避“宪政建设”;以“转变党风”,取代“转变制度”。习近平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化国家领导人的宪政法治执政意识。因此本文称习近平的所谓“新政”不过是“以党治国”。
   
    不久前,“十八大报告”,不仅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功伟业”通篇肯定,也绽露了新时期更着重以党的“先进性”建设统帅全局的执政思路——更着重对党自身的优化治理努力,即以“党治”带“国治”。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当天的讲话,就通篇展示了“继续革命”、“群众观点”与“为人民服务”主题。这个讲话,一开场就以民族危难烘托,只有党拯救了全体中国人民,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业结论。这便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论”;紧接着讲话要求其党员干部“警醒”不要躺在功劳簿上,这与当年毛泽东要全党“继续革命论”时提出的前提如出一辙;再接下来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直到“为人民服务”宣誓都是我们以往听过百遍的党的声音。就连他博得众彩的“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一语,也是江泽民早在2000年10月11日《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中的老腔调。江泽民讲话说“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必须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大家都要坚定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创造性地做好工作,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紧迫问题,以改革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江泽民:《关于改进党的作风》(2000年10月11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12页)。
   
    眼下,习近平就是紧紧抓住了要恢复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的这个主旋律,开始以“反腐”与“纠风”为两翼的“以党治国”时代。
   
    其实毛泽东就强调党性、党风的“纯洁”与“朴素”。毛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要求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记得2011年3月《重庆日报》曾歌颂薄熙来照本宣科,即席背诵毛语录,“语调浑厚有力,全场掌声热烈”。薄熙来特别强调,“艰苦朴素的雷锋精神”从没有过时。眼下的中共新党魁,似乎又要开始重奏“党的先锋队”和“拒腐防变”等老套路。
   
    官媒新华网11月18日刊文《习近平政治局会议谈开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文章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首次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称,“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拒腐防变”是中国极左时代防止“和平演变”一直高调宣誓的口号,现在又成为习近平入主中南海的首要任务。
   
    中共从创始那天起,就自封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毛泽东,刘少奇也多次大谈党性修养。到了江泽民时代,更是开始加大强调党的“保先教育”。2005年1月,胡锦涛又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切实做好保持党性各项工作。自从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以来,更是一直致力于“党性建设”,并多次强调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五个方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由此可见,中共历代党魁的讲话都暗含着一种武断中共先天就具有“先进”与“纯洁”的政党优越性。
   
    然而,从毛泽东开始就在自我神化,并优化党的同时,一面抓腐败典型,一面与“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带领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借助“唱红打黑”,道貌岸然地玩女人。这些“先进性”的共产党高官都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享受特权、特供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优越性。
   
    如此“党性建设”至今,中共已经铁证如山地在“先进性”护佑下,一再把社会上最腐败的犯罪分子“优化治理”到了各级领导层里。重庆经过薄熙来“唱红打黑”洗礼,被提升为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以及一系列高官淫乱视频,再次印证了中国的党们,越讲“先进”越堕落,越讲“纯洁”越丑恶。这就是神化党性,拒绝监督的必然后果。现在甚至连喉舌媒体新华网2012年12月2日,也被迫发表《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的评论,哀叹许多中共官员淫性高于党性。
   
    所谓党性,改变不了、更取代不了人性。任何政党自造高于人性的“先进性”都是伪命题。“党治”的本质就是“人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如今,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依旧重复的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老套路,思维僵化,削足适屐。如此从杜撰合法性中继承、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的“党治”逻辑,并以所谓“制度自信”,来拒绝“制度变革”,怎么可能开创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习近平“反腐”“纠风”动作再大,也注定碌碌无为,无功而终。当今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一败涂地的事实,一再印证,“以党治国”注定是一条死胡同。如果习近平真想救党,就必须首先具有现代化领导人的宪政意识,放弃“神化党”的“党治”努力,回归政党本有的功能性,解放思想,开放党禁,变革制度,尊重人民意志的自主选择。一句话,必须放弃“以党治国”,接受“宪政治国”的政治选择,中国才能迎来政治改革的大思路、大手笔、大格局。
   
    普世价值的宪政之治,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就是因为它具有建立在“怀疑原则”上的合理性。宪政之治的设计原理,就在于假设一切权力都会腐败与滥用,因而它不相信任何“先进组织”“优秀人”的自身修养,而一视同仁地认为无论谁一旦拥有权力都会腐败,所以必需一视同仁地加以制度约束,分权监督。即必须用宪政限制,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并保障基本人权。宪政法治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制度与规则面前,不承认任何组织与个人可以享受不受委托、制约与监督的永远“绝对领导”特权。
   
    习近平执政意识所排斥的“邪路”,其实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模式,先致力于宪政和法治建设,即先用法律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并保障基本人权,等宪政和法治确立之后,再逐渐推行民主;二是法国模式则相反,即先民主,后宪政和法治,法国为此走了许多弯路。因为没有宪政和法治的民主同样是人治的。“中国特色”的一党民主集中制,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地把国家前途命运、所有人身家性命,都不准人们怀疑,也不经合法授权,就被集中到自封为民主的所谓“先进性”权力集团手里,并假设几个作风好的领袖与党官就可以管好社会。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三个自信”,其实就是“自我肯定”原则基础上的认为党性是先进的,可信的;“党治”是可行的、可靠的;依赖领导人个人权威、品性、作风就可以领导出所谓“协商民主”。然而,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党治民主”,本质上就是人治,或者说是“党治”下的伪民主,其背后隐含的政治逻辑和理念就是“奉天承运”“大救星”的价值观,这从根本上是对其口头上一贯挂着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反动!
   
    中共要永保绝对领导权。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今中国公权力腐败泛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中共借助于神化党的“党治”努力,强调其“先进性”,“纯洁性”与“代表性”,来逃避平等竞争,拒绝分权制约,以求永保“核心地位”不被质疑。习近平这种借助优化党的所谓“新政”,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政党本有的功能性,使之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全面的腐败性。“薄熙来现象”就是铁证。
   
    日前,中国官方不仅对国际社会关于呼吁释放刘晓波的请求置之不理,也拒绝外界关于监控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重申,刘晓波是罪犯,并回答说,不清楚刘霞被软禁,公开说谎,“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为此世界舆论不仅要问:习近平的“新政”哪里还有真话?哪里还有法治可言?由此可见,习近平要“转变作风”而不“转变制度”的反腐式“以党治国”是一步死棋
(2012/12/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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