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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冯小刚《1942》伪历史

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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