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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旱灾和中共谣言

俺差点受骗上当,直到看见下面的图,和沈默克的大作:《一九四二》,匪化区谣言树结出的毒果
   
   《1942》中的灾区是否国统区?有史实为证
   1942河南旱灾和中共谣言

   今天冯小刚的电影《1942》,其实做的是白修德同样的事情,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真相,历史档案都在,完全可以了解的很清楚,但是冯的电影故意歪曲了历史,所以冯小刚比白修德更加无耻。如果说白修德对国民政府的偏见是因为无知,那么冯小刚的电影就是彻头彻尾的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抹黑,一个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而已。

   
   沈默克:《一九四二》,匪化区谣言树结出的毒果 摘要:
   
   刘作家刘震云在自己老家河南延津县所作“旱情调查”整个是大笑话。他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竟然不知当时延津是日占区,那些姥娘舅舅口中的”官府”是伪当局。刘作家操起汪精卫和皇军的屎盆子扣到蒋介石头上,把破绽当绝招卖弄不休,当真令人绝倒。
   
   现如今“史料”述及河南大旱,总要提到汤恩伯,说他本人鱼肉百姓,部属军纪败坏,以至于激起民变,助日军将国军缴械。不过,中共的“史料”跟“人民日报”一样,得倒过来读。它说亩产十万斤形势大好时,实际上饿殍遍野;它说共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实际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同理,它说汤恩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那汤恩伯必然是个好人。
   
   1944年前后中共大肆造汤恩伯的谣。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则大帮其腔”(河南农民)他们讥刺道:'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白记者不谙中文,译文很不如意。原话是“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拿中共资料吃饭的“治史”者一直将“水旱蝗汤”的“汤”与汤恩伯挂钩。
   
   近年此类谤文的代表作是“1942:河南大饥荒”。作者宋致新(当年豫灾的造谣记者之一、左联分子李蕤之女。李蕤后来官至河南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协主席,曾参加”赴朝写作团”,以写《快打美国狼》之类玩意为乐事,极无节操)曾对多维记者言道:”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文思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就更加恶心,可谓集共匪所有谎言之大成。光看目录页”第六章纵兵扰民上演'汤灾'汤恩伯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横征暴敛,中原地区民不聊生,时人称此地为'浆糊汤',暗指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即是诽谤型伪史学的奇葩。内文细列了汤恩伯部种种罪状,曰官兵占住民房、强奸民妇,曰强拉壮丁、谋财害命,曰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曰吃空额粮饷、贪污腐化,曰不务军备专事投机买卖,曰不顾灾民死活搜刮口粮,曰囤积居奇不发军粮救灾等等,真是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读之让人义愤填膺。
   
   这种由汤部”投诚”的原将官撰写的抹黑文,不但误导了缺乏辨析能力的读者,还误导了不少资深历史编辑。腾讯历史频道做了一个意在批驳刘震云史实错误的”河南老百姓没帮日军打国军——抗战史系列(3)”(http://view.news.qq.com/zt2012/gjbjx/index.htm)专题,竟然也引用了“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书中原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的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中共文宣部门卵翼下的诽谤者们信口开河,毫无史德,每一字一句都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即使自称”用坚实的史料说话”的学子,若耽于只用共方资料作研究而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最终也会掉入文宣陷阱不自知,人云亦云地说些”汤恩伯部腐化堕落、一触即溃”等并不坚实的废话。
   
   苏俄为避免两线作战而希望中共协助抗战以牵制日本时,《大公报》名记范长江(当年是深受周恩来赏识的亲共分子,后来官至《人民日报》社长)在1937年写过一篇《南口碟血记》,极口夸赞:“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根据陈宝琦(他于1942年曾投奔汤部参加特种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汤恩伯。后来加入中共,官至贵州省电子局副局长,正厅级待遇)的回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枪毙了一个上校团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抗战岁月回顾”,铁岭文史资料第九辑)。
   
   张雪中(前十三军军长,后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曾写道,”相从汤公20余载,在授受与应对之间,觉得他:其严厉处是一位威肃的长官,其慈祥处是一位爱拂的家长,其认真处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其随便处是一位至好的朋友”。(朱连法,《民国上将汤恩伯》)
   
   我们很难相信驭下极严、”不要命的抗日铁汉”汤恩伯居然会纵容官兵奸淫掳掠、强拉壮丁、谋财害命,以至于被河南民众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更难相信他的骨干嫡系十三军会是”民谣”所形容的”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的土匪部队。
   
   ”水旱蝗汤”一说,早在三十年代之前便流传甚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这个”汤”,乃”蹚匠”的蹚之谐音。”蹚匠”是河南当地流动的青年打工农民,”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变成了'汤'字。从蹚匠,到蹚将,再到老汤,无疑显示了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722461.htm,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
   
   可见,河南人口中的”水旱蝗汤”指的是洪水、干旱、蝗虫、蹚将,与汤恩伯及其部队无关。那么,是谁硬要把这个”水旱蝗汤”栽赃到汤恩伯头上的呢?答曰中共的造谣机构。陈宝琦先生提示我们,造谣的具体责任人是著名的文棍陈伯达(”陈伯达写本书,说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蝗、汤。把汤恩伯比做洪水蝗虫,为害一方”)。文棍陈伯达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其抹黑国民政府的功业堪称”彪炳”,除了栽赃汤恩伯之外,还受命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将蒋、宋、孔、陈描绘成”掠夺农民”的”买办、封建奴隶主”。此书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即以单行本出版,是内战期间共匪制造的一枚谣言炸弹。
   
   如果说汤恩伯真的靠吃空饷贪污了几百万斤军粮,还做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那他何至于退台仅仅两年后,就生活困顿,被迫节衣缩食,辞退安保人员,甚至穷到连病都治不起的地步?
   
   汤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一班老同事,过去专致力军务,一心为国,向来不曾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我此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不知住定后,能节省否。服务党国数十年,至今生活感受威胁,殊为苦闷。自信我能吃苦,谅可随遇而安的。”
   
   国内学者朱连法在其著作“民国上将汤恩伯”中如此记述:”一次,旧友徐复观去三峡镇看汤恩伯,他正在当地的一家小诊所里割治盲肠炎。徐复观问他为何不到中心医院去做手术,在小诊所开刀怎能放心。汤恩伯笑笑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对部属、朋友常倾以热情与精力,而对他自己的身体却甚为疏慢。由于长期过军旅生活,眠食靡常,早年落下的胃疾时愈时发,一直未能根治;迁居乡下后,胃疾又复发了,且日趋严重。为方便就医,他不得不迁居台北市。但是,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情却不断加剧。请中心医院的外科权威张先林医师检诊后,发现除胃部溃疡外,还有十二指肠肿瘤。...身在美国的夫人王竟白得知病讯,十分着急,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说美国的波士顿对此病手术是世所闻名的。...汤也考虑到,美国医术先进,但赴美费用昂贵,哪里支付得起,向人家言穷告借,又觉脸上无光;而到日本医治,至多七八千元,这还是可以应付的,遂倾向于去日本。”(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72280&cid=526574)结果,汤在日本动了三次手术,于1954年因医疗事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汤恩伯在日本无力支付医药费,写信向胡宗南求助。胡宗南向蒋介石写报告,获批3000美元。此款未到,汤恩伯已死。被中共肆意诬蔑为国军贪污典型的汤恩伯却死于清廉,死时一穷二白,死前连3000美元都没有,死后还受尽匪共伪史学家们的嘲笑奚落。不过再怎么样,想来也比毛泽东的笔杆子、”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陈伯达文棍死得光彩。
   
   所谓贪污罪名站不住脚,而所谓河南旱灾中汤部宁可坐视老百姓饿死也不肯发放军粮赈灾的罪名就更其荒诞。这个谣是白记者修德所造。“中国的惊雷”里,他挖空心思抹黑重庆当年的征实收税制度(这个制度是美国顾问兼苏联间谍居里LauchlinCurrie向蒋中正倡议实行的),还编造了农民每亩地出产二十斤粮食要缴十五斤税,缴不够卖耕牛凑数的谎言。他还不如直接写”蒋帮”数十万大军武装征粮逼死三百万河南农民得了。可惜,这种事情他的偶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干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不少于75人,配备2、3挺机枪。并用毒气杀害抗粮农民),中正公没干过。
   
   享受正厅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的共产党员陈宝琦回忆在汤恩伯部经历时说,”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靠野菜度日。抗战官兵为了节约粮食,每天仅吃两顿饭,节余部分粮食,发放给附近居民。我还配合陶干事,到各村大户人家,查看财主们的粮囤,说服动员富人,出卖粮食,救助乡亲。”已经将汤部勒紧裤腰带节省军粮用于救灾的情况说的很明白。当然,要求白修德和刘震云等法定造谣者们承认真相,比登天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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