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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走进顾准----中华脊梁

中华脊梁
   走近顾准 易中天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它?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子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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