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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DAVID BARBOZA 报道2012年11月27日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座115层的写字楼。该公司目前以500亿美元资产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按图放大
   Aly Song/Reuters
   
   2007年平安保险公司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时,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敲锣庆祝。
   
   
   温家宝总理的亲属悄悄地通过一系列投资工具在平安保险投资。并不清楚这些亲属是否仍然持有平安股份。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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