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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浸泡“地沟油老汤”的新对抗主义——比日本极右势力更值得警惕


   在中国,被红色意识形态“地沟油老汤”浸泡出来的新对抗主义,掺杂着民粹主义的“说不”色彩为特征,正在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脚步发生紊乱。长期以来,官方媒体一直在控制民众的信息供给与筛选,导致民众根本无法形成客观、理性、公正的事实判断。一场中日钓鱼岛(无人岛)主权之争导致的反日游行,又把中国“地沟油老汤”浸泡出来的新对抗主义所有劣根性都暴露无疑。
   “中国有那么多的导弹是为谁准备的?”
   9月14日晚,中共央视4频道"今日关注"节目,官方借助清华教授之口,煽动军事解决。该教授在明知日本不能出海作战的情况下,一面声称日本宪法没有战争权力,一面发出战争叫嚣,说中国的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整个亚洲大陆,并血腥反问:“中国有那么多的导弹是为谁准备的?”
   正是在此舆论煽动下,因钓鱼岛争端,中国多座城市借“反日游行”,偏离理性爱国轨道,进行打砸抢烧暴行。各地反日游行队伍中,都出现了很多毛泽东大型头像与血腥横幅。诸如“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血洗东京,核炸日本”,“谁不灭日本,谁就去棺材里替换毛泽东”等等暴力场面与暴力口号,遍及中国。一些日本人控股的商场、店铺和工厂遭遇打砸抢烧,不少同胞们行驶或停放在街头的日系车惨遭捣毁。北京50多名抗日示威者周二包围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汽车。更为可怕的是,广州竟发生打砸掀翻意大利驻穗领馆车辆等严重外交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聚焦,全球恶评如潮。

   事隔两天,9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打砸抢烧时称,日本政府“购岛”一事,中国人民表达了强烈义愤。但他并未对暴力事件进行自责与反思。9月18日,党喉舌人民日报更是发表《人民表达爱国热情应备加呵护》文章,只字不提打砸抢烧,反而在“理性爱国”的幌子全文歌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发生暴力反日后自豪地说:“在日本不会发生日本人冲击中资企业,焚烧中国国旗这样的事,这就是日本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话,其实是在羞辱当下的中国“地沟油老汤”。
   “中国崛起”与“韩两掌事件”
   更为震惊的是,北京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有人打出的崇毛标语提出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毛左教授韩德强,毫不留情地上前搧了堪为他父辈的老人两个耳光,被社会舆论称为“韩两掌事件”。不幸的是,韩德强却还在中国网络世界,赢得不少愤青的声援。
   如此中国现实,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依然藐视的原因之一。甚至不少人还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者(法)吉尔•德拉诺瓦说:“自大与愚蠢是病态的民族主义感觉的诱因与残渣。在意识形态繁荣的年代里,情感、冲动表现为各种思想理论。连最起码的道德观甚至礼仪普通不能接受的做法也可以披上民族主义华丽的外衣,变得道貌岸然。”这一系列的事实,再一次力证了在中国“地沟油老汤”浸泡出来的新对抗主义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土壤。
   近现代中国的对抗意识与斗争资源。
   
   中国本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本是“天人合一”,既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主张人与人的“和谐”。儒道墨各家都是中华“和谐”价值观念的丰富资源。
   然而,爰及秦朝,统治者基于“一统天下”的需要,举法家一孔之见,焚书坑儒,消除异已,使中国走向了高度专制加暴力的中央集权社会的发展道路。封建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常以大国自居,在外交上要求周边临国臣服纳贡;在政治上搞“朕即国家”,独断专横,以人治人;在文化上搞“一言堂”、“文字狱”,排斥外来文明,压抑言论自由,使中华“和谐”价值观倍受冷落。
   近代统治者更是妄自尊大,闭门锁国,拒绝交流,腐败没落,纵有万里长城,终被洋人坚舰利炮所破,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与欺凌,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因而也就有了“义和团”、“小刀会”等反满排外民间组织,整个民族走向了以暴对暴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社会阶级斗争激化,手足对抗,同室操戈,加之倭冠铁蹄踏于我土,令中国大地陷于激怒状态,进一步强化了炎黄子孙的民族主义斗争意识,可谓阶级仇,民族恨塑造了一代英雄史诗式的“龙的传人”。历史辩证法从来都是“得失守衡”的,正因为近现代中华民族“苦大仇深”,也就积蓄了更多的对抗意识和丰厚的斗争资源。
   用“地沟油老汤”灌输民众思想
   中共取得政权后,本应卸下陈怨旧结的政治包袱,专注于经济建设,但却一度受“极左”路线支配,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清洗运动,坚持对抗哲学,继续闭门锁国,妄自尊大,大肆进行愚民教育与虚假宣传,用红色意识形态的“地沟油老汤”,灌输民众思想,致使“世界革命的圣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坚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发达国家的人们已有了轿车与别墅;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大陆的父辈却还在给孩子们买红缨枪,教他们学说:“不许动”。
   当中国人13岁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13岁,却编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计算机“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我们却在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
   “民族扩张”演讲被25次掌声打断
   文革结束后,当国人刚刚揉开了睡醒的眼睛,敞开大门,请进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却又与大洋彼岸一样遇到了以电脑为标志的全球圆动工具革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无情地瓦解着建立在烟囱工业、主权方格基础上的世界文明。于是旧的理念瘫塌,阶级分野模糊,“革命情操”、“理想主义”再也难以重新唤起人民的热情,改良的土地上不仅丰收了玉米和麦穗,也复活了算命与巫婆,以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各个领域,都缺乏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来适应时代的变化,整个社会陷于互不信任,关系松懈的不和谐状态。
   后冷战的中国,边陲县城的个体商贩,与北京大学讲坛下的学生一样,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压抑、沉闷和迷惘,需要精神刺激与情绪发泄。他们喝烈性酒,跳“迪斯科”,如同读“要准备打仗”书,听“民族扩张”演讲一样,能够得到片刻的刺激性满足。记得香港《亚洲周刊》曾披露,有位青年学者到北京大学院校里做过一次演讲,直言不讳地主张中国应当搞民族扩张,大受学生欢迎,其演讲前后竞25次被掌声打断。
   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新对抗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球不仅仅只是一个村,一条船,其实它更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家——一个所有人都以平等人的资格共同建构捍卫的文化基件、理性秩序与行为规则之家。当今时代,已经导致了人类社会凸现出世界性视角:“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变化,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普世主义,已经构成了一个后对抗时代的价值体系——以崭新的语境,塑造后对抗时代全人类的新思维、新观念。
   然而,在这样高度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仍有各种对抗主义逆流沉疴泛起,应运而生。许多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不平等而大有失落感与恋旧情结,因而便在精神上亮起“新对抗主义”的旗帜。
   在欧洲,极右翼政党对内都主张民族认同高于其它一切认同,如阶级、种族和地方独立主义。这些政治力量也持有相似的对外政策立场,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欧洲统一。欧洲新右派强调,为了挑战普世化,需要对极右翼的观点进行调整、更新,有的甚至走向了极端主义。
   2011年7月22日,挪威政治极右分子安德斯先在该国首都奥斯陆军政府机构云集的地区引爆炸弹,造成7人遇难。紧接着,此人身穿警服窜入一座海上小岛,对着参加夏令营活动的青少年疯狂射击,造成至少80人丧生,制造了挪威几十年来发生的最大惨案,并震惊了全世界,为欧洲新对抗主义极端化的危害增添了最血腥的一例。
   
   记得冷战刚刚结束时,日里诺夫斯基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失落感”的象征,扬言要使“汉普蒂邓普帝”重圆,到“印度洋洗脚”。在东亚,日本的国会右翼议员石原慎三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作为另一种新对抗主义的旗手曾联合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敢说“不”》一书,不赞同西方文明,声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白种人所开创的近代文化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应挺起腰来,对自己要有自豪感。为此日本要敢于对美国说“NO”。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朝野情绪反弹,为此石原慎三郎不仅又与他的伙伴合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而且自己推出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扬言只有日本可以治美国的病,发起了日本对美国没有硝烟和军事竞赛的民族化情绪对抗战。现在又多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成为“购岛”闹剧的始作俑者,而激起两个民族之间新的对抗。
   中国五次形左实右的“新对抗主义”逆流
   在中国,自从90年代以来,就有5次形左实右的“新对抗主义”逆流。第一次是“6、4”风波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真得“狼来了”一文而捞取了不少的政治资本的所谓青年学者,曾以“文化本体论”为武器抵制西方文明,并在一次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对话时声称: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时期。中、日、俄可能形成三种对抗。第二次发生在94年后,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例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对已经成为世界化的新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而模仿日本敢说“不”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代表的反普世主义发展言论,则推动了第三次民间民族对抗“说不”的“情感选择”。那些青年自称“新义和团”,声称“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攻击美国,漫骂日本,排斥西方,扬言对台“无忌准备打仗”,直言“对抗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第四次新对抗逆流再起发生于最近几年。3年前有位御用学者抨击“普世主义”说:“剥去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今中国无论官方民间,乃至知识界都还大有人在,网络媒体上中国愤青们的新对抗主义言论更是随处可见。第五次就是发生于眼下的薄熙来及其余孽——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韩德强之流,具有更为典型的形左实右特征。他们正在操纵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与世界文明社会大唱对台戏。如此“地沟油老汤”浸泡出来的中国新对抗主义,正借暴力反日浪潮,在中国制造出犹如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酿制的乱局。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发生的形左实右“新对抗主义逆流,其实比日本石原慎三郎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更暴力、更血腥、也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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