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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想象——读《咏丽江古城(并序)》后感

遥远的想象——读《咏丽江古城(并序)》后感
   
   古人云:“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如果挪移到旅游一事上来,大约可以将人群分为两部分,前者大有车辙遍天下之志,后者则是蛰伏于斗室之中大做精神体操;春早先生属前者,我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春早先生境外游记就有泰国、日本、澳大利亚;至于中土,不算公干,大约各个省份的名胜都已经观光过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理丽江。就在几个月前,我的两位同事休年假去了趟丽江,等他休完假回来,我问他玩得如何,他说去了十天,下了八天雨。而我记得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在关注云南的干旱情况,看来在大气候环境下,也有局部的特例。举这个小例子,只是想说明,云南的丽江是大多数人旅游的首选之一,与之分庭的大约就是西藏。
   我对旅游不感兴趣,倒是对人们旅游的动机充满好奇,在一个国情并无例外的环境下,长途奔波、舟车劳顿、旅游团和导游、被破坏的自然风光、各种防不胜防的消费陷阱……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人们翻山越岭、漂洋跨海,寻找别样的风景和人文,并在这样的流转周折中收获了什么样的体味和感悟,成为从今以后行走在万丈红尘中的依据和经验?或许这样的问题只能由我这样一个不旅游的人问出,或许旅游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消解类似的形上疑问,旅游就是旅游嘛,去了、玩了、回来了,然后生活依旧,恐怕就是大多数人的旅游心得吧。不过,春早先生的游记和诗篇不在上述例子之中,所谓“醒而述以文者”是也,同样是这位醉酒的记述者又言“有动于内,必摇其精”;实际上,“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是大多数人没有感受,只是不会、不能、不想表达这种感受而已。表达是一种能力,需要在不断的训练之中得到拓展加强,这也是许多人表达能力日益衰退萎缩的缘故;而另一方面,表达源于心中情感的汹涌和思想的升华,使得表达的愿望成为胸臆间呼之欲出的火焰纹章,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确具有常人不具备的目光和视角,在同一片风景之下,摇曳于心中的风声也会产生天籁般的谛听,而捕捉下这一段天外之音成为人间可以传诵的旋律,就成为诗人的使命和荣耀,而这其中自然有优劣之分,就像春早先生经常所说“无有佳作,何申雅怀?”春早先生的雄文《澳洲印象》写情写景,见微见着,已经全文发布在博客上,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凉爽的秋风裹挟着细雨无声降临在这个城市的夜晚,收到春早先生《咏丽江古城并序》一诗,在顺着韵脚对一座遥远城市进行精神触摸的同时,我不禁在想:为什么一座远离中原文化辐射的异乡古城,却成为旅游选择的终极策源地?在被蜡染、银饰、纳西古乐、古建老街环绕下的地理符号上,又摊开了怎样的精神与文化地图,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在雾气和音乐飘荡的丽江水面上倒映下赞叹和惊奇的面孔?雪山峰顶的传说融化的积雪携带着什么样的密码和情愫涓涓注入滟涟的江水,成为时间中一去不返的过客和背影。

   纵观历史,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其它文化体系纳入到自身的叙述结构当中来,它使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可以在“儒文化”的坐标中得到阐释和解读,并且以自身的价值对异域文化进行判断和评定。在21世纪的今天,我该怎么评价这种历史演进呢?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它最大限度地吸收异域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促进了中原文化不断地更新和繁荣,具有历史的正面意义;但是,任何解读都是一种冒险,简单地说,当我们将A解释为B的时候,最清楚不过的事实是:A不等于B。就在“儒文化”借助其文字优势(许多璀璨的文化并不是以文字的形式得到传承,不得不说,以文字作为文明的载体,只是历史的偶然选择,并非文明的必然历程)大肆改写异域文化的同时,正是对异域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今夜,我用中原文化和异域文化这对矛盾概念展示文化对比学意义上的异同时,我想提醒有可能读到拙文的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权力从来不做学术交流,它是以火和剑的方式解决文化问题的;换句话说,权力不是喜欢文化,它更希望“没文化”。“儒文化”与其说是文化的代表,不如说是“权力的代表”,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权力更希望“儒文化”代表它。这里不存在什么“跨文化交流”,一个念头、一支军队、一个作战计划就可以让一个延续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化谱系彻底中断,而在历史上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文明都永远消失在暴力和火焰之中,焚烧的烟尘在残垣断壁上徘徊盘绕,最终被时代的腥风吹散。就这一点而言,“儒文化”并不是依靠以理服人的方式奠定其理论位置的,它是权力最终问鼎之后被体制豢养的“傀儡文化”,这个文化的本质就是否认人性中的自由,而将个体塑造成为体制中的一个平稳可靠的零件,而“儒文化”的核心价值可谓空无一物,它既没有对真理的终极向往,也没有普世的人文关怀,有的只是依靠权力的落差打造不同的阶层成为体制运转的齿轮和纽带,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成为两千年帝制专制的“御用文化”,其本身在对一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也许超过它在维持体制运行中为虎作伥的意义,今天帝制已经覆灭将近百年,而各种专制思想和意识仍旧以各种自诩的“儒文化”理论后裔的形态借尸还魂。
   从夏、商、周三代来看,夏的历史资料凤毛麟角,而商的资料则相对丰富多了,通过甲骨文可以了解,在商政权统治时期,与周围的邦国和氏族保持着军事和商业上的往来,可以想见,商文化和周边文化之间保持着共存的关系,按照时间的谱系而言,这些文化和商文化一样的古老久远,而至今商文化时期的考古出土,最南端也只到达长江流域附近,可以判断,在商时,以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辐射,向南最远端并未抵达长江以南,而这个广大地区,所知的就有楚文化、蜀文化这样的文化巨人,这些文化远离中原文化的视野,在山川和田野间酝酿着自身的言路和精华。周取代商,我对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着深刻怀疑,对商的末代君主的工笔描摹,几乎都是出自周政权的一面之词,所谓“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没有资料可以佐证我的猜测,这里不讨论谁是谁非,但无论如何周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取代了商政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到了周时,周政权对地缘政治的重视超过商,这个时候更多的小邦国被纳入周政权的麾下,可以猜测,在政治上的附庸地位必然导致其本身文化的退行现象,通过《周礼》中的记述,可以看到除了在周王朝治下推行的细密的行政制度外,对于周围与周王朝毗邻的小邦,也被无声纳入周的政治模式,这是以所谓的“周礼”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的规范和训诫,虽然只是在外邦来朝的时候有具体的体现,不过通过这种用“意识形态”来完成从政权到文化的统一的历史趋势,从这部记载周王朝官职的书中可见一斑。史学界对夏、商、周三代的传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三代在文化上不存在断裂,只是政权上的交替。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我无法证伪这个观点;但是,我同意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文化上具有趋同性,这与夏商周三代在中原的政治中心集中有关,在一千多年的持续统治中,对于政权周围地区的影响,使得中原文化和异域文化彼此交流,其共同之处要超过差异性。但是,这种情况只局限在有限的区域,可以说,此时的“中原文化”具有历史和地理上的狭隘性。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秦、楚、吴、越这些异域文化政权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时周王朝代表的“中原文化”开始式微,在和这些异域文化的碰撞冲突中自我调整,这是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但是在微观的历史进程中,以强大军事为支撑的政权继续在广域的时空中对小国进行着吞并和剿灭,在武力征伐的过程中,许多有着历史渊源的古国灰飞烟灭,比如《左传•文公五年》载:
   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六与蓼两个小国是皋陶、庭坚两个上古时代首领的后裔,而被楚国灭亡,这种情况绝不是当时的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西周时诸多小邦国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七雄,直至秦国一统四合,有多少邦国不复存在,这也不禁让我在想,所谓的“统一”,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究竟是利是弊?但是历史已经无法重新选择,以帝制专制为政治体制的权力形式成为日后两千年的历史模式,我们的文化不可能在这种专制局面下得到创新和扬弃,直到西方用武力和资本叩关,终于从外面打开了专制文化的铁壁,放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和难得的光线,使得僵尸形态的文化残存迅速氧化灰灭,而使得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埋下了最终萌芽的种子。
   站在权力的角度扒梳文化史就会发现,文化,从来就是权力的附庸,或者说,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乎可以认为是一种“伪文化”,它与宗教、哲学、道德这些终极向度没有交集,而是靡集在权力周围的争论和喧嚣,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文化无法成为承载一个民族实现其形上飞跃的平台和基地,它以权力为附庸的植皮,也终将随着专制的死亡同归尘土。对于当今一些学者希望从儒家经典中挪移出普适性的结论为当下开出包治百病的良方,如果不是良心的问题,那么就得说他们低估了专制文化的生存力量。即使今天人们不再读经,意识和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也不会随着告别繁体字而自行远去,所谓“专制文化”并非器物的形下方面和制度的形上方面的总和,真正延续和培育专制文化的温床恰恰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或者说是人们的思想和愿望选择了专制文化。很难推定一个历史上的时间点做为专制对个体全面占领的开始,但是,可以想象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权力是渐渐渗入人们的生活,并一点点蚕食人们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和认知,这样来看,专制的历史很可能早于文字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返回那个决定性的原点,对我们文化的精神源头进行拨乱反正的选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对我们精神世界和思维领域中积淀千年的黑暗和蒙昧进行自我启蒙的廓清和照亮,假如在我们的历史谱系中从来就没有擦亮过一盏自由之灯,这虽然可悲,但是却无妨从西语中盗火,让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在汉语大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未来可以凭借的精神资源,这种挪移和培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它指导人们走向一个人人可以期待的未来,而不是权力蓝图描绘的未来;前者通向幸福的生活,后者抵达“通往奴役之路”。虽然,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闻所未闻的时代,诸多文化现象屡屡让我们感到无奈和绝望,但是,希望永远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即使他可能选择了沉默和随波逐流,但是,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未来取决于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不再保持沉默、从小事情做起;取决于坚持对于权力的影响要超过行动看上去的模样时,历史才会被人们的双手推动,改变长久以来的轨道和节奏,这应该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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