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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乌鸦维森特》读后感

反抗者——《乌鸦维森特》读后感
   
   读米格尔•托尔加的《动物趣事》,其中的《乌鸦维森特》塑造了乌鸦这一反抗者的经典形象,故事取材于《圣经》,无疑,作者只是借助“大洪水”的神话叙事完成其故事中专制语境的氛围营造。在这里“上帝”就是独裁者、暴君、极权主义者的同位语;诺亚的身份是专制社会中的为虎作伥者,一方面他对“上帝”惟命是从、卑躬屈膝,另一方面他又掌握、分配方舟上所有动物的口粮,很明显,“上帝”正是通过诺亚来控制方舟上的动物;方舟无疑就是社会的象征,而方舟上的动物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乌鸦维森特自然也厕身于这座飘泊中的“动物庄园”中,故事中对维森特是如何登上方舟,有着一番解释:“就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他是怎样从黎巴嫩来到启航的码头,以后,又是怎样进入了方舟,每天从奴仆诺亚的手上接受口粮度过这些时日。”
   这段文字很好地体现出专制社会中普遍的心理意识和思想认知,作者经历的时代也是葡萄牙独裁专制的历史时期,这种心态和意识与极权或后极权社会中民众的感受庶几近之。对于生长在专制社会中的民众,一旦将这种专制视作生活的常态,就会和专制社会以一种共生的关系融洽在一起,这种共生并非没有代价,在政治上它是以牺牲人权为特征,而在普遍的生活中,则是以心灵的麻木、粗鄙、荒芜;思想的苍白、迟钝、狭隘;感情上的冷漠、自私、空洞为代价,如果说权力塑造人民的话,那么在专制权力下,人民就成为了一群没有头脑、感情、灵魂,徒具人类外形的“次人”,余世存先生发明的概念“类人孩”则更为生动传神,而“次人”的可怕不在于这种“类人孩”似的生存状态,而是“次人”无法察觉这种“类人孩”生存的可怕与可悲,竟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生活向往。那么,在这种社会化的“次人”生存下,一旦人们获得启蒙,开始理性地返观自己的生活时,就会出现乌鸦维森特的遭遇,我们说不出在启蒙之前自己是怎么甘之如饴地在这种“次人”生存中自得其乐的,但是,一经启蒙我们就会不停地诘问自己: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是怎样在专制社会中,成为这头“利维坦”的一个有机部分的?我们为自己的蒙昧而惭愧,也为那些有意无意复制传播的谎言感到耻辱和自责;我们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委屈,可当我们冷静地思考之后,才发现我们自己并非无辜,而是带着我们的蒙昧参与到专制社会的具体建设当中,今天在我们看来那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铁幕上,也有我们自己添砖加瓦的证据……这也就构成了专制社会,尤其是后极权社会中公民运动的“原罪”: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由“次人”或“类人孩”努力进化成为“公民”的过程。我们这些“次人”被夹在了过去和未来之间,在过去还未过去,未来还未到来之前,在“次人”还未完全进化,“公民”还未完全苏醒之前,我们要承担起这一转型期的历史任务,而这种任务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心史功课。
   对于我们所处的阶段而言,“自我启蒙”要比“被他人启蒙”更为重要:首先,在“公民社会”还未到来之前,不能期待一种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公民教育”,可以看到体制无意将“公民”概念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很显然,“公民”与后极权社会的“人民”有着本质的不同,假如体制承认“公民”的合理性,就是同时宣布后极权社会在法理上的不存在,因此,“自我启蒙”是目前通向“公民社会”的惟一可行性选择;其次,对于一直生活在后极权社会中的人而言,“自我启蒙”不仅具有“去蔽”的功能,它还意味着在我们完成“去蔽”的同时,也相应做出我们的选择。启蒙是获得一种立场和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生活,而启蒙就是为了在获得这种几乎来自异域的观照下,对生活进行的思考和采取的行动,假如一个人在启蒙后发觉自己还是不要“去蔽”的好,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呐喊自序》)就像在《黑客帝国》中,叛徒里根为了重返“母体”不惜出卖墨菲斯,就像他所信奉的“无知即幸福”,不能说这不是获得启蒙后的选择,只是选择不同罢了。在我看来,启蒙之后未必只有一种选择,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言,本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说,哪怕一个人在启蒙后选择回到之前的“次人”状态中,也依然符合“启蒙”的语法;同样,一个人也可以选择清醒中的沉默;或者竭力呐喊,呼唤更多的人醒来,加入打破铁屋的行动中来。这就是“自我启蒙”的选择意义,这也是救赎“原罪”的惟一路径,而是否勇敢地告别“次人”的生存状态,在一个并非公民社会中坚定地做一名公民,才是检验我们是否得救的标准。

   我们的处境和乌鸦维森特有相似之处,而这种必须依附于方舟的效果,则更靠近极权社会中的人民生存模式,就是个体的生存完全取决于体制对其进行的控制,就像维森特从诺亚手中接过口粮一样,当人们用各种票证而非货币才能在国有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说明生命权已经掌握在体制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维森特的出走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文中所言:“……维森特勇敢地挺起胸膛,穿过上帝为阻止他逃跑而设置的第一道火墙,消失在远方的天际。动物们惊愕地、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谁也没有说什么。在这种时刻,维森特的举动象征着他们全体的解放。”
   作为艺术效果,作者也许夸大了维森特的反抗所象征的意义,在现实语境下,个体的解放和全体的解放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无法对后者进行置换的,“个体解放”只是个体的觉醒,即使有更多的“个体解放”也不能在数量上的累加和优势质变为“全体解放”,而“全体解放”只有在普遍的“个体解放”下才能完成,这也就是“宪章”运动的含义所在。但是,我承认“个体解放”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深刻影响,甚至这种影响比文字中的还要强烈。大众是需要榜样的,即使是在争取公民社会这件事情上,大众依然需要榜样,大众不乏想象力,但是大众缺乏将想象在现实中实现的能力,大众需要看到一种实践上的可能,将理论变成行动,而这个时候,时代就需要一位英雄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无疑,维森特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它义无反顾地出走不仅是在向“上帝”表达一种态度和决心,同样也为许许多多和维森特同样处境的人们昭示出一个方向,总要有人踏出反抗的第一步,这是艰难的一步,是一场漫长征程的开端,它开始于一句话、一篇文字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但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来完成这个“第一推动”,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勇气,尤其在一个勇气缺席已久的语境中,这种品质就越发得难能可贵。
   维森特的出走让“上帝”大发雷霆,在和奴仆诺亚一连串的对话与静默之后,“上帝”决定亲自处理这一“性质严重”的问题,在“上帝之手”的操纵下,方舟朝着亚美尼亚山驶去,文中写道:“方舟上所有乘员的心里都怀着焦虑和疑问。上帝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维森特反抗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漫长的航行伴随恐惧和猜测前行,将方舟带到亚美尼亚山前,这座大山此刻只剩下一个山顶,而维森特正屹立在这最后也是最初的希望的大地之上。这座大洪水中一息尚存的山顶,正是陆地的缩影和萌芽,而乌鸦维森特作为第一个登上陆地的动物,其反抗者的身份就让这个动作充满了隐喻的味道。为什么是维森特?为什么是一个反抗者?为什么不是诺亚?为什么不是鸽子或是山猫?陆地作为人类和动物可以继续繁衍生息的期许之地,并不是由“上帝”的奴仆,以及在“上帝”旨意下建造的方舟可以抵达的,希望的陆地属于勇敢追求自由的人们,属于维森特这样的反抗者。
   “上帝”操纵的洪水从四周围攻这块希望的陆地,“众生浑身战栗,盯着越来越小的山顶和站在那上面的乌鸦。渐渐地,山顶被淹没了,仅仅剩下了山尖。山尖上,黑色的维森特,这块土地的唯一的代表,平静地、勇敢地站在正中间。……他已经选择了自由,并从那个时刻起,就准备承受这一选择的全部后果。毫无疑问,他是在注视着方舟,但为的却是面对面地反抗他不肯就范的屈辱。”
   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一个觉醒者从置身的环境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屈辱”,对于一个自由的生命而言,专制政体是生活永远的敌人,这与专制政体的性质有关,专制政体作为专制权力的运行体制,遵循权力主宰一切的原则,而这种权力“通吃”的规则,与人类百万年中进化的趋势格格不入,人类进化到今天并不是依靠“莫非王土”的无边权力,而是对于生命发自内心的热爱,对这个世界持续不断地好奇和探索,以及对同类本能的关心和理解。从前两者中衍生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科学等等;而从后者中诞生了政治。这才是人类进化的力量源头,从人类历史来看,虽然各种形态的专制政体统治人类五千年之久,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这段事件足够漫长,但是将五千年放入人类发展的时间坐标来看,五千年也只是矢量上的一小段距离而已,而且,经过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后,历史的趋势逐渐明朗,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潮流,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这是人类向着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进化的前奏,民主的实现不以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在某个范围内它所掌握的资源可以局部阻挡这种未来抵达的脚步,但是它无法在一切领域以及无限长的时间中施加这种僭越的阻力,而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极权时代用强权维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今天已经是昨日黄花,一种用谎言堆建起来的空中楼阁,其中的每一块砖瓦和基石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只要真理的榔头击中任何一块谎言,都会造成整座大厦的倾圮。如果将目前处于深刻动荡中的虚假的稳定视作常态,就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差之千里。在我周围一些同龄人的意识中,普遍存在一种虚无感,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相伴随的就是一种犬儒态度,这两种特征折射出当前一种普适的心理:一方面对现实感到不满,而另一方面,却无力或无心改变现实。实际上,这种心理的形成和体制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密切相联,意识形态的破产已经让许诺的乌托邦化为虚无,人们已经不能从那些明显的谎言中获得关于未来的想象,一种围绕体制展开的宏大叙事再也无法激起人们景仰欢呼的兴趣;在人们稍稍从“国家主义”叙事中出离后,人们开始关注自身,而这时才发现即使身体可以从体制的盘问下出走,心灵仍然没有跳出权力的掌心,一旦架上自由的筋斗云出发就会马上被体制的“五指山”拦截,最后只能闭上双眼做自欺的“逍遥游”。于是,也就形成了这种不满于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悖论。而在这种自我分裂之中,人们并未丧失本能的感受,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屈辱”。假如一个自由的人听到一种赤裸的谎言,那么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揭露、批驳这一谎言,但是在“自我分裂”的情况下,人们非但不能揭穿谎言,甚至还要对谎言保持沉默,更甚者还要重复这些谎言,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后极权主义的“屈辱”吗?那么,如何从这种普遍的“屈辱”中雪耻?乌鸦维森特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就是将反抗作为生活的一种姿态,甚至让反抗成为生活本身。这里需要对“反抗”进行辨析,“反抗”的精神源泉在于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认知和追求,而这种最基本的诉求本身不应该受到人为阻力的压制,但这是普世价值实现的理想语境,和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阶段有着很大出入,既然我们尚未拥有践行普世价值的环境,那么创造这种环境就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是来自体制本身对普世价值的弹压;另一方面是来自传统、文化、历史、习惯等等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专制意识的封锁和禁锢,这是一个需要智慧、耐心、毅力以及更多勇气的事业,关键是,我们是否还有充裕的时间?具体到我辈这样的百姓而言,“反抗”就是从“小事做起”,在我们生活和认知的领域中拒绝各种形式的谎言,让自己“生活在真实之中”,而这种努力就是让生命重返真实的路径,也是治愈当下人们普遍的“自我分裂”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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