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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招魂无纸灰——《七律一首抒怀》读后感

去日招魂无纸灰——《七律一首抒怀》读后感
   
   说来惭愧,我对自己的作品之前与之后的态度大相径庭,创作的时候,调动全部的精神资源倾力打造“精品”(即使那些看来不甚理想的作品,在写作之时也遵循着这样的标准);而一旦写作完成,论证、论据、修辞、引用连同错别字一并留给了关闭的文档,有的在发博客时校对一遍,有时连校对都省了,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一方面是时间宝贵,将优质资源集中在原创性的工作上是明智之选;另一方面,不去考虑文字能够给予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会想到读者,实际上,按照我的认知,一些文字一段时期内无缘与读者见面),对于作者而言,写作的意义在于写作的过程之中,过程我已经通过写作体验了,文字更像是这种过程的记录,它表现的是一种用力的结果,而不是用力本身,我可以通过文字来检索思想资源或校准认知向度,但是却无法借助文字来复原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感受,与其说我喜欢写作,不如说我更迷恋写作带给我的体验,这也吸引着我不断地返回写作,在一个接一个的文档中漫步、徜徉、奔跑、冲刺,这之中的万千感受,非同道中人,不可解焉。得承认,我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让我的写作和作品放射出孤独的光谱,很高兴通过网络和博客让我的文字有了与读者见面的可能与机会(那些“被删贴”的文字不在其中),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读者群落,而我与读者间的交流几乎为零,这让我更专注于写作本身,但是缺少了读者的意见和批评,也就只好以更广泛的阅读和更深入的写作来弥补“目论”的缺陷,所幸,春早先生对我文字的关注和热情,不仅让我认真面对自己的写作,而且从中获得了文字之外的动力和鼓舞,这首《抒怀》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这首《七律》的序言中说:“读平中君《国家焰火与普罗米修斯》一文,……”时间一下就被带回到今年的五月,春早先生所言的这篇《国家焰火与普罗米修斯》就是那个时候写下的,春早先生对拙文青睐有加,为此也写过读后感,我也就文字的创作理念和写作过程进行了说明和分析;时间裹挟着文字流过,临近年末的时候,春早先生又寄来这首《七律》,诗人称感于此文而作,让我倍感荣幸,而这首诗中的原创因素饱满丰富,即使缘起于拙文,其本身的艺术和道义价值不容忽视,而顺着言路上溯,那么时间还可以推回到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那是文字切入记忆的开始,也是一切故事的终焉之地。诗人在序言中说:“政府到处开会,如世博奥运广运必要燃放焰火,费用动辄上亿,而不肯用此钱体恤贫苦无家灾区死丧,体制之末路可知。”
   首联“歌舞不知城边事,炫耀极奢鉴可追。”为这首诗奠定了一个联通历史的叙事背景,我国的专制历史悠久,而专制权力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资源合法的垄断,这当然也包括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用歌舞的形式为权力合法性鼓吹自古有之,不仅如此,在阵型和规模上也要体现出权力的等级落差,比如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氏在家里用了“八佾”阵型的歌舞队,被孔子这位意识形态专家知道了,顿时怒发冲冠,并大声疾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季孙氏做了什么?不就是用了天子的文工团标准吗。夏商周三代有着文化上的传承,由此推测,在夏朝乃至更久之前,歌舞这种形式已经为体制服务;南郭先生不就是混进了这支“公务员”队伍,享受着高待遇、高福利,若不是“天听”换了审美偏好,南郭先生的“铁饭碗”从此是端住了;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度,我一点儿不反对,但是,文化被御用的时间和专制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这种“御用文化”或者说“体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及标志特色,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文化不能脱离物质环境存在,而什么样的土壤孕育了“体制文化”,根源就在专制体制本身,而任何一种专制体制都有压制自由的共性,因此,“体制文化”就表现出颟顸、陈腐、闭塞、愚昧、短浅等等特点,“体制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另一副面孔,而在这张面孔上,正体现着蒋蓝先生所谓的“体制脸”的功能造型。而比“体制文化”更让人腻烦的是那些投身体制的“御用文人”,从软件上说,这些“笔杆子”还是有些才华(否则也不会通过体制的遴选机制),但是一到常识、良知、气节这样的硬件条件上则是一塌糊涂;只举一个例子,传统文化中最灿烂、最有价值的部分,几乎都是体制外写作,或者作者在体制外,或者作者虽然身在体制内,但是文字内容是体制外的,极少数干脆直接反抗体制,而那些“体制写作”,即使在天才的诗人、作家笔下,也依然让人不忍卒读,因此,“体制文化”虽然貌似一种文化,实际上正是在“文化”的幌子下对文化的窒息和扼杀。物换星移,今天的体制版图不仅辽阔,而且似乎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强大中飘飘然起来,我就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体制文化”又到达了一个历史高峰,客观上看,从极权到后极权的语境挪移中,体制在深化对宣传机器的管控和更新,不仅对传统媒介继续一贯的审查政策外,对网络这种新兴媒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用“防火墙”将民众与外部隔离的同时,还组织了“五毛党”对网络言论进行监督和封杀,按照许允仁先生的观点,“楚门的世界”正在被体制建立起来,将人们全部纳入其中,不辨真实与谎言;人们打开电视、报纸、杂志,以及上网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海量讯息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它给人们无穷的幻象,惟独没有真实,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体制文化”几乎可以与谎言等量齐观,因此,“体制文化”在它出场的每一个时机与舞台上,无不扮演着粉饰、涂抹、蒙蔽、歪曲真相的角色,换句话说,体制给人们的文化产品,都是体制希望人们这样看的、听的、说的内容,就在奥运会开幕前的三个月,四川汶川遭遇了“5•12”大地震,十万人罹难,遭受各种间接地震损失的人不计其数,更严重的是,大地震暴露出学校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让死难者家属和公益人士将质询的目光投向体制,一些维权行动遭到体制的弹压……这是后话,但是在三个月后极尽奢华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增加了默哀环节外,整场开幕式的节目安排并未因为汶川地震受到丝毫影响,除了焰火(详见拙文《国家焰火与普罗米修斯》)外,唱歌、舞蹈、集体舞轮番上场,仿佛三个月前的大地震不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而是在遥远的时空中,与这里的焰火和歌舞毫无关系一样,体制的奢侈、铺张、浪费,就像一个十世赤贫,一朝发迹的暴发户一样——按照俗话叫“烧包儿”——不知道怎么花钱,只是千万百计地摆阔,且不论我们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国家投入严重不足,远远在国际通行标准之下,开幕式晚上燃放的焰火花了纳税人多少钱?这笔钱能不能用来让四川的地震灾民有帐篷住、有热饭菜吃?历史上那些专制体制的奢靡屡见不鲜,不敢说今天的体制前无古人;但是,在面对如此巨大的自然灾难时,体制在开幕式上的穷奢极欲真的是后无来者了,我不吃惊体制肆意挥霍百姓的血汗钱,稍稍读读历史就知道权力作威作福、民脂民膏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裔,只是我诧异于在面对人民的悲惨和苦难时,体制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以及蛮横强暴(“5•12”地震发生后,我被百姓自发的救灾热情和爱心感动,竟然幻想在这种普世价值的感召下,体制能顺应历史潮流做些改变;当时的我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其实,看看二十一年前体制的所作所为,早应该明白体制的本性难移),没想到在二十多年后,体制非理性、甚至非人性的一面,竟然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倾向。

   二联“京官有巢擎烈焰,流人无地举寒炊。”这一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立意深远,在之前春早先生在《天灾诗》中有一联:“荒山夜雨星辰恸,朱楼灯火庆弹歌。”与此联有着相近的叙事向度,但是比较两联,此诗对仗更工,而且化用现实典故,笔力在《天灾诗》之上。“鸟巢”已经成为北京的地标建筑之一,其著名指数远在失火的“智慧之窗”之上,虽然在一个名为“鸟巢”的地方点燃奥运圣火,意象吻合《易经•旅•上九》,大有犯谶的意味,但是,“唯有牺牲多壮志”嘛,“中国特色”在“5•12”大地震中都没有被颠覆,又何惧奥运圣火?只是辛苦了李宁这位体育老将,被吊在威亚上凌空蹈虚,真是不容易!这让我回想起祥云火炬在全球接力时屡屡发生的抢夺意外,在国内媒体眼中,一律变成了意识形态冲突,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以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现行罪证,国人的民族情绪火上浇油,有劲儿没地使……直到圣火传到国内以后,圣火才终于安全了,除了受灾的四川省没有加入圣火传递的行列(我一直觉得四川人民公民素质甚高,事实证明我没有走眼),奥运圣火燎原中华,场面蔚为壮观;直到在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全城戒严……抱歉,记混了,是全城限行,至少在“鸟巢”周边和相关交通路线是限行的,在那个炎热的晚上,我和邻居到河边一块人头攒动的大屏幕下看开幕式,想必,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也在从大小各异的屏幕甚至现场看着开幕式,只是不知道此时此刻,四川的灾民是否也在看着这一幕,或者他们眼中是被地震摧毁的家园、那些逝去的亲人的面孔还在眼前浮现、希望依然在废墟瓦砾下沉睡……没有更多的画面和语言给予他们,倒是在此不久前,一位作协的官员在一首诗中留下了“纵做鬼,也幸福”的字句,面对这样的“地震诗”,我已经无话可说,大概惟有“多难兴邦”才可以与之比肩吧;不知道京城上空绚烂的焰火能否照亮遥远的蜀地风雨交加的寒夜?不知道灾民在悲痛之中,看着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沉浸陶醉在焰火、歌舞、掌声的包围中,将做何感想?实际上,从“5•12”以来,关于灾区的一线消息并没有被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知晓,从其它渠道得到的关于大地震的消息,与体制的报道相去甚远,从国际到国内,体现普世价值的闪光都在那些国际救援组织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身上,而那些人性的黑暗和恶劣则由体制一家独揽,虽然是事后才渐渐了解,但似乎并未感到意外,倒不如说对自己的“不感到意外”而悲哀。
   三联“夜空耻伥烟云幕,星辰羞展绚光帏。”这一联是诗中的华彩,才情高超且想象奇绝,夜空与星辰在诗人的笔下被拟人化处理,在《北山移文》中孔稚圭对山林曾有过拟人化的情感想象:“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遗风,春萝罢月。……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无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春早先生的一联比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来夜空与星辰都是自然界的景观,在诗人、艺术家的笔下它们展示着无穷的魅力和美感,但是在被权力和体制借用之后,却让本来无关人文情感的自然有了人类的喜怒哀乐,这苍茫长夜以及满天星斗,假如知道自己被用来作为展示国家焰火的布景和舞台,是否也会无地自容,羞愧地收敛起璀璨的星光,可惜,天不能言,惟有诗人来代天而言,而这种认知角度和情感立场是一个诗人应该到达的标准,诗人是为了人类的苦难而存在,为了诉说苦难而写诗,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以及相同谱系的“体制写作”阵营正是诗歌和真实的敌人,而唯有以返回本真、生活、常识、情感的言说,成为对抗“体制写作”为代表的“体制文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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