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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散文

诗与散文
   
   在经历一天病痛的折磨后,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感觉身体和思维大部分回到意识当中,这让我有了写作的愿望,毕竟昨天只写下了不多的文字,这让我有些遗憾,也有些失落,在我将写作放在了生活的首位时,这种认知也改变了我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角度,一些叙事和修辞自然随时间零落,而剩下的那些信念和坚持就成为了我在那些笔耕的夜晚可以执仗的灯火,我要再一次感谢文字带给我的体验和感悟,不仅有来自他人的,也有我自己的文字,通过写作,去了解自己,就像是和灵魂对话,我发现,在精神的世界中还有那么多我不曾窥见的景观,而如果我的确为此付出了什么努力,那么我所得到的回报也要远远超出我的付出。
   在生病的这几天中,我延长了睡眠的时间,在两个月资讯短缺的状态下,缩短写作的时间让我的灵感捉襟见肘;十年来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写作是在“写作”的动作中进行的,我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一再确认这一事实:无论有什么样的构思和编排,一旦真正动笔的时候,写作会自动改变言路的方向;而当我转向随笔写作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当我冥思苦想需要一个灵感或主题来打开思路却不得,但是当我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文档,敲击键盘的时候,那些文字似乎自动奔来笔下,这种频繁出现的现象告诉我,写作,首先是以形下的姿态存在的。无论我如何思考,如何言说,但是,写作,必须回到“写作”的动作中来给予证明和敞亮;我想,这大概和诗的写作有着区别,父亲经常与我分享他的写作经验,他说,许多诗都是在买菜、做饭、出行的过程中诞生的。所谓“写诗”,应该是指从运思到成型的完整过程,而真正拓印到稿纸上,只是几分钟的事情。有趣的是,这种文体的区别所导致的不同的写作体验,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写作者的意识和认知:诗歌写作在对意象和情思的追逐中,提炼着形上领域的纯粹,当文字最终降落在纸面上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深邃的意念已经从言路上起飞,因此,诗人与哲人的距离是最近的,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语法和天赋;而散文写作是将思考、情感、知识资源、认知等等要素,在“写作”中来完成,离开了做为进行时的“写作”,写作就无从谈起;这不是说散文写作不需要之前的酝酿和累积,而是散文写作以仅以文字的结果评判作者一系列精神活动的高低,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写作是形下的用力和争锋,因此,散文作家和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可以纳入相同谱系,他们的成败得失,只能通过作品来衡量评说。
   可以说,诗与散文,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向度,诗是形上的,散文是形下的;诗是思考的节余,散文是思考的结果;诗是自证的,散文是他证的;诗是完美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诗甚至不需要读者,诗是诗人与时间订下的契约,一首诗可以流传多久,早已经写在契约上,与读者和审美无关;散文是开放文本,它需要读者来进行补完,它必须在更广、更深、更密的思想下得到证伪和校验,因此,散文总是当下的,是有着时效极限的,就像意识的流动,一首歌词说的形象“一波还未平息,一波早就过去”(《伤心太平洋》),这正是意识的常态,人们容易被现象吸引,而忽略现象后的本质,散文需要在人们将视线从这个现象移开之前,给予读者思辩的洞彻,而一旦错过了时机,散文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贬值,仿佛窖藏超时的红酒,或隔日的晚报,最终变成一堆废话,去到它们该去的地方。

   由于诗的形上内核,也就决定了诗的写作无法测量其平均的创作时间,根据灵感的强弱,正所谓“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刘峻《辨命论》)父亲对我说,在创作的巅峰上可以一天作五六首,而在低谷的阶段几天,甚至几周都没有一首;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农耕时代的节奏和规则,就像看着一棵植株的成长,一切听命于自然的规律和关照,所有人为的揠苗助长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的效果,若想得到未知的收成和结果,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在等待中看清时间,在静止中领悟宇宙的呼吸和心跳,在生命的律动中感受自己在时空中的存在,就像是菩提树下的冥思,在穿越从开始到结束的历程后睁开眼睛,诗,已经开放,所谓“一花一世界”是也。
   而散文写作,却让我眼前呈现出一幅伴随人类社会与时俱进的写作流程图,现代化的通讯、印刷、出版、传播手段为散文写作打开了广域的市场和可能,正是在这些新技术、新工具的开拓中,写作者和读者被一起创造出来,在两者间的紧密互动与其说是一种愿望的呼应,不如说是需求空间的必然结果;伴随“人的发现”,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追问超过了前现代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一种崭新的关系在人和世界间达成,人们开始急切寻求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并不断思考这种关系的成因、作用、影响、走向和结局,人们在不断地试错中,刺激着人文科学的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些领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突破,这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并重新塑造着现代人的意识和思维,而正是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和千年前、百年前的祖先截然分开;具体到文学上,显然无法再用韵律和平仄完全概括生活和感受的丰富和多样,于是,散文应运而生,散文的缘起正在于这种表达的需求和热切,在诞生之初,散文就迅速细化,衍生的谱系和今天所看到的没有太大变化,假如将观察的视阈局限在文学的范围,那么,散文的私人和公共叙事两个向度,就开列了散文两个主要的写作阵营。
   做为私人叙事的散文,是诗歌时代的蜕变和再生,人对自身的了解和探求是一条从未中断的河流,不因时代和技术的移转而发生改变,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这是将诗这种文体视作表达情思的载体,并且将人倾诉的愿望预设为诗的前提,假如这个前提不变的话,即使更换了载体的形式,比如从诗到散文,似乎并不妨碍文体的工具主义指向,因此,私人叙事的散文,正是这一古老传承的延续。但是,当私人叙事的散文进入公共视野的时候,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读者对私人叙事进行评说;这种不同于诗歌时代对文本的审美观察,而是人们用公共话语对私人叙事进行解构的时候,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私人叙事再无“私人”的空间可言,而大众对公共话语的挪移,却让公共空间的意义和作用大打折扣,最后,既没有自我审视的“私人叙事”,也没有了公共价值的语法规则,就像前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一样,公与私被混为一谈。这种有心栽花的不良后果,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私人叙事,但是,这种内容和旨意的散文,做为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做为文化层面的文学,和做为制度层面的公共空间,本来是相去甚远的概念范畴,但是公共空间却需要借助文字张目和廓清,尤其是在公共空间尚未得到建立的起步阶段;因此,写作人对文字可能起到的影响就要格外在意——这里所谓的“写作人”是指那些掌握着传播资源的作家,像我辈这样的博客写作者不在其列,读者从文字中获得了什么样的领悟自然是读者的事情,但是,文字对读者的影响往往超过作者甚至读者本人的认知,除了少数执着于“纯文学”的作家外,那些将私人空间暴露无遗的文字,似乎无意进行一次深入灵魂的“忏悔”,反而是在满足读者“窥私欲”的同时,有意混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这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动因(这不是说市场考量不重要),这种“伪私人叙事”与思想铁幕间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些写作人的体制身份更让我有理由怀疑,这是体制写作的传统在经济话语下的借尸还魂,对于这种文字,已经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框架,而是应该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宣传学和大众心理学上寻找其“阿喀留斯之踝”。
   在这种隼翼鷃披、鱼目混珠的语境下,正是做为公共叙事的散文,开展正本清源的工作的时候了。公共叙事起步较晚,一方面由于公共空间的觉醒是晚近的事件,另一方面,对于公共话语的掌握,以及如何从传统的言路和语法中,向公共空间进行有效且准确地挪移和转换,存在着技术上的试验和探索,因此,做为公共叙事散文,从形成到发展至今只有三十年的光景,公共叙事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90年代的低迷后,在网络时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这里所谓的“公共叙事”,只是一种笼统的泛指,它的内涵包含广泛,它的外延也同样辐射万端,它的题材遍及所有社会领域,它的语法摒弃了“鲁郭茅巴老曹”确立的写作样板,在独立精神和自由写作的向度上,将现代汉语带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峰,它的传播更多的是借助网络,而尽量避免了传统媒介的诸多不便,它的读者从纸质媒体到网络世界的演化标志着公共叙事做为一种声音,正在形成它固有的读者群落,而且随着网络的遍及还在不断增长,可以预料,做为公共叙事的散文有着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虽然,面对命名角度和方式的差异,这种散文在不同的作家和读者眼中有着不同的称谓,比如“体制外写作”、“新散文”等等,但是这些文字的集合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核心——普世价值,这也让这些题材各异、立意不同、角度多变、言路缤纷、风格万千的文字获得了一种共通的价值向度,在我近些年的阅读中,往往将不同时空中,不同作家的文字,在那些面临终极评判的瞬间对接起来,并在普世价值的视线下,发现彼此同源的闪光。
   做为公共话语的散文,就像它的命名一样,应该深入生活和思考当中,对于公共空间内的事件,在常识的认知下进行多方位的细致扒梳,而这就是写作对公共空间建设的推动和用力。那么,是否这种散文就必须回避“私人叙事”呢?我以为不然,在一个公私不分,甚至有意漫漶的语境下,做为公共叙事的散文,不应该刻意回避任何领域,在这里“私人叙事”和“私人空间”是两个不同概念,“私人空间”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在法理上拒绝外部的窥探和质询;而“私人叙事”是一种语法,是在建基于个体生活上的私人感受和观点;由此看来,无论私人叙事还是公共叙事,都不能脱离生活而附丽其上,但是在一个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传统已久的背景下,又怎么会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生活呢?
   同样,“公共话语”和“公共叙事”也是一组相似但差之千里的概念,前者是在公共空间成熟后形成的公意,“公共话语”是公共空间的产物,是公共空间催生了公共话语;而“公共叙事”是在公共空间形成前的,孕育公共空间的思想和理论前奏,公共空间脱胎于公共叙事,从精神构成来看,“公共话语”是“公共叙事”的隔代遗传,在经过公共空间的“优生学”实验后,“公共话语”自然要比“公共叙事”规范、精致、漂亮,类似于庆典上的仪仗用剑,它的出现标志着公共空间的成熟、完善,从金丝缠绕的剑柄,到镀铬处理的剑身,再到工艺镶嵌的剑鞘,仿佛一个完美回环的三段论,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虽然它很可能没有开刃;而“公共叙事”就像是身经百战的剑,它的装饰可以朴素甚至简陋;它的剑鞘也许是白木,或者连剑鞘也没有;它的剑身自然不会经过特殊处理,因此会发乌、生锈,但是,这柄剑的惟一就是锋利,成为可以让剑客寄托生命的熟铁,短兵相接和金铁皆鸣的生涯才是剑的宿命,于是,折断也就成为它不必忌讳的结局,相比躺在博物馆沉睡的气短,在战斗中的折断反而是剑的光荣和向往,而在开创公共空间的筚路蓝缕中,需要的不是仪仗用的剑,而是锋利的剑,这也就是“公共叙事”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语境中,理应承担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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