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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埋”与“陆沉”之间的选择——《活埋》观后感

“活埋”与“陆沉”之间的选择——《活埋》观后感
   
   看完《活埋》之后,我不禁为这部电影在成本预算上的成功拍掌叫好,整部电影,除了主角外,其他角色全都是以声音或视频的方式登场,道具除了主角一直没有离开的那口棺材,就是一只手机、一只打火机、几杆笔、一只手电、两个荧光棒、一只酒壶、一把小刀;还有一条蛇,不知道该算作演员还是道具,总之,惟一一场对手戏就是在主角和这条蛇之间上演的。
   故事起于一片黑暗,一个在伊拉克工作的卡车司机,他工作的车队遇袭后,他受了伤昏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被囚禁在一口棺材中;绑匪给他留下了一只手机,让他向大使馆索要赎金,若在两个小时中不能交付五百万(后减至一百万)的赎金,人质就真的被活埋了;主角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打给妻子、公司、警察局、国防部、绑匪、搜救队,还有在养老院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的母亲;结果也是各式各样,妻子不在家;公司解聘了他;警察鞭长莫及;国防部让他不要透露消息给媒体;绑匪让他拍下求救视频、最后还让他切下一根指头;搜救队让他保持冷静,并告诉他正在着手搜救;而主角的母亲根本不记得有他这个儿子……绝望与希望并存,中途主人公与一条钻进棺材的蛇斗智斗勇;事情急转直下在于棺材被地面上的爆炸挤压,沙子开始流进棺材里,主角的时间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妻子、绑匪、搜救队都打来电话,主角切了手指、录了视频;接了妻子的电话,并发誓一定会回到她身边;搜救队还有三分钟就可以破棺救人……而就在流沙即将注满棺材的刹那,搜救队打开了棺材,可是,那口棺材非这口棺材,画面最后复归于一片寂静的黑暗。
   对于习惯甚至腻味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观众来说,这部“狮门”出品的作品,的确可以起到颠覆欣赏口味的奇效;我注意到近年来“狮门”出品的一干作品,在长期僵化的商业电影格局中打开一道耳目一新的异光,在一个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社会中,相信“狮门”的市场定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换句话说,这种对于类型片的边际效益利用,的确是精明之举;它需要一批对于商业片已经审美疲劳的观众,在甜腻的边缘经营酸、咸、苦、辣的味道,这种貌似异端的做派实际上是精打细算后的结果,一方面它祭起特立独行的大纛,招揽着那些被主流品味推开的目光;另一方面,一个全新的消费市场被开发出来,成为庞大商业阵地的有力补充,也成全了从异端到主流的暗渡陈仓。在经济语法反复冲刷涤荡的好莱坞,即使是标榜纯艺术的电影,也都被纳入到商业角度的视野;“狮门”的一干作品,也都获得了票房上的回报,这也许是运筹帷幄的最好说明。

   比如这部电影,我估计成本一定不高,这却让耳目在那些高成本、大制作、全口味的大片模式长期灌输后,得以返璞归真,重新思考电影吸引我的要素;引人入胜的电影应该与观众之间形成互动,观众不应该单纯地置身事外,而是将思想和情感融入影片当中,在我观看《活埋》的时候,在这种极端处境下,可能产生的种种反应和行动,在我的脑海中不停上演,然后在主人公的身上得到展示;就在电影结束,字幕终于完毕之后,我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但是,在这种放松之后,却不是轻松,而是来自那个黑暗、狭窄空间的残酷叙事,可以说,这样一反常见的结局,并非这部电影首创,但是,它仍然让我一再体认这样的事实:这样的故事和结局才是真实的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陷入电影主人公面临的困境和烦恼,当然,被绑架以及被活埋的极端情况还是比较罕见,但是,为生计而奔波、迫不得已离开亲人、家人身患重病、公司的解聘……则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苦恼,更无论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心态,恐怕每个人都多少体验过吧;如果说这些常人的烦恼还不足以吸引常人的眼球,编剧也只能将主人公活埋,用这种极致的绝境,来模拟并升华普通人的苦难,很显然,编剧成功了。
   古人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故事发生在战火仍频的伊拉克(电影的时间背景是2006年),主人公为糊口远赴异乡,本身就需要支付高昂的风险成本;按照故事的交待,连同主人公在内的车队8名工作人员遇袭,其中六名当场死亡,而另一名幸存者(女性),也成为绑匪手中的人质,之后又被“撕票”;对于主人公来说,8个中坚持到最后,幸或不幸?当然,编剧不想轻易放过这位可怜的主角,在他身在棺材中的时候,却接到了公司的解聘通知,这大概是影片中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我猜编剧可能是一个“左派”);还有就是搜救小组的负责人对主人公说的谎言,那个据说获救的医生,在影片的结尾,躺在另一具棺材中已经死去许久,而这个被揭示的谎言,终于连同主人公一起被带进了棺材。谁在挣扎、谁在绝望、谁在说谎、谁在推诿、谁在担心、谁在祈祷、谁在奔走、谁在行动、谁在关注、谁在被关注、谁在杀人、谁又在被杀……这一切的叙事,被死亡终结在地下的王国。
   在国家政策和普通人的命运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和解与共识:电影中大使馆不与绑架者谈判,也不会为人质缴纳赎金;军方也不希望主人公将此事透露给媒体;国防部对主人公的遭遇处置是官僚化的……我是否应该这样认为:国家和绑架者合谋“活埋”了主人公?我不认为这是一部反战电影(反战题材的影片我也看过一些,不是这个套路),它更多地是关注人本身的生存境遇,有着“存在主义”的迹象和端倪;从哲学上来看,影片没有采用后现代、结构、后结构、解构主义的思辩路数,这一点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对于以上这些现代哲学思潮在电影中的挪用,总让我感到叶公好龙的错位;在后现代主义谱系中的“去中心”思想,不仅瓦解了从形上学,甚至到存在主义哲学的观念基础,它也成为普适性的解构语言,用以颠覆所有的宏大叙事,从哲学、政治、历史,到文学、艺术、建筑,当然也包括电影;电影本身也是宏大叙事的一种,它的表现基础就是首先确认叙事中心(逻各斯)的存在——无论电影创作者有意或无意承认这一点,因此,做为“去中心”(“反逻各斯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展开和发挥,否则,电影就不会存在了;而那些鱼目混珠的所谓“后现代”内涵,无非是电影人或影评人的噱头罢了。
   电影更加巧妙地回避了政治问题(电影人不是政客,不必遵循“政治正确”的规则;恰恰相反的是,许多电影人是“左派”;所谓的“左派”也许并不恰当,“左派”或“右派”是政治光谱中的位置,我以为电影人只是在行使其“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
   对于主人公的遭遇,谁应该负责?国防部、公司、绑匪、自己?虽然看起来,好像任何一方都应该对这种结果负责(程度不同),比如对绑匪要进行谴责和惩处,但是,影片中也传递出不同的信息,绑匪是迫于生计才作奸犯科(这并不是为绑匪的犯罪行为寻找法理借口,而是从犯罪动机上给予客观的回答);国防部代表的国家一方,虽然拒绝缴纳赎金(这也间接导致另一名人质的遇害),但是也在积极搜救人质,虽然结果功亏一篑,但是不能为此否认军方的努力;公司虽然落井下石,但是,公司的责任比以上两者小得多,实际上公司只是负责主人公生前和死后的利益,而不对主人公的“活埋”遭遇负责,在这个时候,雇员和公司就表现为一干的文书、合同、契约、签字,而这些都是有法律支持的,可以从道义上指责公司的冷酷做为,但公司不应该对主人公的遭遇负直接责任;至于主人公自己,则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他的命运貌似掌握在这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寡头手中,实际上,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左右他的命运:绑匪勒索赎金,却不会想到棺材的破损;军方在积极搜救,却不能找到正确的方位;公司可以解雇他,却不能改变被活埋的处境;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命运也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按照各种命令行事外,只有祈祷和绝望。
   这是一部看完后让人骨鲠在喉的电影,电影没有标明“按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也就是说,这种“特殊”遭遇并非真实(既然绑匪索要赎金,为什么还要费力把人质锁进棺材,又埋入地下呢?这不符合常理,绑匪明显在做多余的劳动,试想,假如人质缴纳赎金,绑匪不是还要再把人质挖出来吗?),不过,近些年从新闻上也听说了一些在伊拉克人质遇害的消息,而这些人质也多为军人;这似乎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为什么美国出兵伊拉克,甚至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提也不成立之后,是什么在支持着这一场战争的“合法性”?这不是一个技术主义的问题,只有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才能找到近似的答案,也许就像小布什所说“自由是有代价的”,我想这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普世价值是有代价的。在那些信奉并实行各种极权主义的政府,对外使用军事侵略,对内实施血腥镇压来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情况下,这种对普世价值的公然蔑视和践踏,不是依靠国际舆论和道义谴责就可以阻止的,就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如果没有联合国部队的军事打击,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就会主动地撤兵沙特吗?试想,如果没有“海湾战争”,今天的沙特会是什么样子?而今天一个和平、富裕的沙特,其代价就是联合国部队的战士捐躯沙场,而在军事行动的背后,不仅有海量的物质代价,老布什政府也要顶住各种反战指责的压力,这也是对老布什政府统治威望的削弱,结果,老布什干了一届就下台了。而返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一次美国孤军奋战,虽然有之前“9•11”事件余波未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口实,对于国内民众也有着很大的说服力,但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在政治哲学层面,对普世价值和战争正义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个实践上的答复,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在说明: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都是人类和平的永远的不稳定因素;而一个民主国家,即使不是出于本国利益,也有权力对非民主国家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策略,来促使这些国家被动或主动地完成民主转型。唯有如此,才是对普世价值的捍卫和发扬,而民主国家做出的牺牲——无论是哪种层面和意义上的——就是普世价值的代价。而这就是“伊拉克战争”的法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将“伊拉克战争”混淆为宗教冲突、文化差异,甚至资源战争,就是纯粹的“脑残”言论,而在一干“脑残”言论之外,我仿佛又听见了“特色”主义的弦外之音。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为了捍卫普世价值进行的正义战争,即使伊拉克与“9•11”无关,即使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伊拉克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计划和企图……美国的先发制人依然不改其正义的性质。而在普世价值的向度上,那些公然宣称“伊拉克是我们的朋友”的喉舌,将自己与所代表的体制,摆在历史潮流的什么位置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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