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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源分配手段的阶级与变革

作为资源分配手段的阶级与变革
   
   什么是阶级?这里仅给出丹尼尔•贝尔的定义:“阶级,就其最终意义而言,并不是只由组成的某种特殊群体,而是将社会的基础规则加以制度化的系统。这些被制度化的基础规则,是用来规范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特权的获取、保持和转移。”我对这一定义的认识是,阶级,是社会进行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
   如果按照这一定义,那么,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是阶级社会。那么,对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许就有了一种新的认知。这一阶级定义,并不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同样,也并不强调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只是将人群可能掌握的资源总量,与人群数量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关系的变量只有两个:资源与人口。
   照此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前,各国的人口与资源都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也就是说,在各国所能分配的资源前提下,必然要求资源不能平均分配。于是,在中国甚至亚洲全境,采用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分配方式。就中国而言,夏商周三代,以及之后的帝制时代采用了的阶级,都是由暴力最强者做为全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并且将优势资源分配给自己,以此保证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

   在这里比较一下西方的阶级历史。
   比如,古希腊不以农耕而是商业做为其经济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其社会掌控的资源要比仅依靠农耕为基础的经济体丰富。重要的是,在古希腊的历史上,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方式进行资源分配。雅典是以它的民主制度闻名希腊的——当然,还有别的制度,比如斯巴达采用的制度,但是,无疑雅典的民主制度为西方未来的发展之路提供了更多的范式价值。
   罗马的建立,使得西方第一次面对统治庞大帝国的严重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马帝国的制度始终都不同于中国封建和帝制制度,罗马给予它的行省很大的自治空间;不仅如此,罗马对法治的强调,成为西方迥异于东方的另一个发展向度。
   蛮族的入侵,结束了罗马帝国的一统,东西罗马的分裂,教会力量的强大,欧洲走进了中世纪。今天来看,中世纪并非绝对的“黑暗”,市民社会的持续生长,以及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争夺与拉锯,使得欧洲从来没有一种权力可以持续独大,同时,多民族的状态也使得欧洲从意识到历史上,没有像中华帝国一般总有一种“统一”的情结。
   这些客观条件(我以上所举并非全部)使得欧洲并没有完全采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资源分配方式,同时,民主的探索也在一点点地积累,《大宪章》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限制王权的向度上迈出的第一步;美国的独立,是民主从概念到实践的里程碑;法国大革命,对于民主乌托邦的惨痛尝试……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方迎接工业革命的阶级是不同的:中国在坚定地继续“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资源分配方式;而西方已经有了民主的制度(虽然这时的民主国家还不多),并且在努力完善民主制度。
   虽然说中西方在迎接工业革命时的阶级不同,但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中国接受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则是被迫的。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西方的财富,在阶级的定义上,新的分配方式成为可能;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的建立,财富的增加也给西方的各国政府提供了扩大力量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民主,的确不是那个时代西方各种国家权力最关心的事情。
   资源,以及对资源的追求和占有,在不可避免的矛盾里,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西方还要经历两场世界大战——不幸的是,既然是世界大战,其他地区也不能幸免,甚至更加惨烈。
   再说回中国。
   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方式是被动的,而且,几乎没有人看到,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倍增具有怎样的壮观前景——原因在于,西方的现代化源于其历史性的商业思维,而对于中国的农耕传统和意识,现代化的理性指标似乎没有多大启发和作用;更没有人看到,这种源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资源分配之间的必然联系。就这一点而言,清帝国意图用“中体西用”维持两千年来的帝制制度,把持权力对资源分配的绝对控制地位,但是,社会的财富的确是在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源分配,或者说对阶级内容的更新成为必然的趋势。
   如此看来,辛亥革命,只是一种象征;甚至,民国的建立,也是一种象征。重要的是,帝制结束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而这,才是新阶级,或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
   然而,就像西方有西方的困境;中国有中国的,由于民主理念和实践的历史缺乏,使得中国在帝制结束后,依然在专制的老路上徘徊,虽然,复辟帝制已经不可能,但是,却没有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与东方各国在资源与分配关系上的探索与动荡,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从中得出的普世结论之一是:以军事扩张方式扩大一个社会可分配资源的途径是不可取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各国更加重视用民主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避免如极权主义体制对权力的滥用。
   二战之后的中国,在资源和分配上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更新,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而中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在国际环境上处于被动或主动的“闭关”状态。在这个时候,中国的资源总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不仅在亚洲落后于日本,甚至四小龙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可以说,在毛时代结束后,资源与分配之间的尖锐矛盾,就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然的前提。
   改革开放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全社会资源匮乏的状态,资源与分配的关系开始调整,新的阶级形式开始形成。而自80年代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一直超过政治体制的,因此,也为后来分配上的不公正埋下伏笔。而在90年代初,改革重新启动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偃旗息鼓。
   再看80年代以来的西方。
   西方已经完成了几代科技的革新,从80年代开始,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让西方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以增加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为目标的创新,转变为增加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现、发明的能力的技术创新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以及网络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利益,颠覆并更新了人类对资源这一概念的理念。
   中国在90年代后的改革,可以很好地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在全社会的资源增量上,从80年代开始至今,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问题在于,资源和分配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做出适应目前中国资源的调整。体制,依然牢牢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这种资源与分配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种种社会问题,也成为对阶级内容进行调整的政治呼声和诉求。
   假如比较今天与晚清的社会状况,两者本质的区别在于:晚清对于阶级内容进行调整的愿望和呼声是强烈的(维新派、激进派、甚至保守派都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或革命),但是,就全社会的资源总量而言,与这种政改热情并不匹配,也就是说,整体社会资源还未能给予阶级革新以客观支持——这也是辛亥革命在意外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今天的中国与晚清恰恰相反:物质资源已经足够支持中国阶级的革新,但是,对于阶级革新的社会吁求却赶不上资源增长的速度。换句话说,晚清是想革新阶级而缺乏物质条件支持,今天是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却不见阶级革新上的动作。
   而这一吊诡的形成,归结到中国传统以来的阶级内容,即权力对资源分配的绝对掌握。无论是封建、帝制抑或是今天的体制形态(无论怎样称呼它),与其说中国没有走上民主之路,不如说,中国的体制拒绝用民主这一手段对资源进行分配,因此,也就成了中国阶级内容的特色。
   回顾了中国的阶级演变,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以为:
   第一、今天中国,用一种新的方式调整资源与分配之间关系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也就是新阶级的诞生环境已经具备。
   第二、阻碍新阶级诞生的因素在于体制坚持的,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这成为了新阶级难产的最关键的困难。
   第三、社会物质总量决定分配手段,在目前中国的物质总量前提下,资源分配的调整甚至变革,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无论新阶级内容如何变化,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必然结束,这是新阶级产生的内在要求也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因此,未来中国采用民主宪政政体,做为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人类的历史和经验证明,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满足了人类这一阶级诉求。
   第五、中国的问题与出路,越发集中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除非体制立即开始政治制度改革,否则,围绕资源分配衍生出的社会问题将越发严重和广泛,而这些问题将进一步削弱体制统治的合法性,并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费用。
   第六、所有必然性的事物并无意外可言,倒是那些偶然因素,那些在所有思考之外的发生,将会把中国带向不可知的方向。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如果中国可以在客观环境提供的必然性中走向明天,那是中国的幸运。
   最后,也许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权力者主动放弃权力,对于今天的权力者而言,不能期望体制能做出有违历史的壮举。那么,中国转型的责任就落在民众肩上,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明天,取决于今天我们付出的多少。
   
   
   写于2012年10月1日 午后
   
   补充
   一、这篇文字是想从对阶级的定义和内容着手,揭示资源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并且希望为今天的制度转型提供一个客观的理论支点。但是,这篇文字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资源与分配之间的矛盾,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阶级的调整?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源与分配之间,谁来决定分配?而由谁来决定分配,才是阶级调整的关键。也就是说,资源与分配之间的互动,是阶级调整的前提,但是,真正影响阶级调整的是掌握分配的阶级。而使这一阶级做出改变的直接力量,却不是资源的增长。
   
   二、在资源和分配之间,还应该有不同的变化。有可能在资源变化的情况下,分配方式保持不变。而这种变化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民主制度下。举例是智慧投资的新产业,比如微软、“苹果”这样的电子产业,这些产业创造了新的财富,但是,分配方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阶级并没有变化。我认为原因在于,民主制度为资源与分配的矛盾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即使在资源增长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阶级的稳定。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民主制度下,人民已经拥有了调整阶级分配的权利。因此,如果说在民主制度中,资源的增长不必然导致分配的调整,那是因为分配的调整已经给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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