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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与制度建设

   中国知识分子与制度建设
   
   战国时代,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创造力的时代——竟然也是惟一的时代了!如果稍微回顾一下在此之前,知识分子身份和社会角色的演变:夏、商、西周三代,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划分属于奴隶社会,但是,我想,这些年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三代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而这个划分标准符合西方对社会形态的认知),由王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而从秦朝之后,真正的“封建”就取消了,土地归朝廷拥有,汉时对刘姓诸王的分封,与夏商周时代的分封有着本质不同,汉时的封王可以在分封的土地上食禄,但是兵权和财权都不归封王控制,朝廷向封地派遣相,做为中央的代表对封地上的政务进行管理,同时也发挥着监督王的作用,这与三代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因此,三代可以称为封建社会,而秦之后可以称为帝制社会。
   回到正题:三代时,知识分子有着社会中固定的角色和分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分子就是体制维持运转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缺乏人格自由这一纬度的原因(当然,其中原因值得分析思考,另文再述)。但是,从西周到东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曾经依附于体制的知识分子,迫不得已走出体制(体制已经不能自我维持),而在民间寻找自己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生价值。于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这还仅仅是在学术领域,实际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在各个层面四处开花,政治、军事、经济等等,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手舞足蹈的身影。我想,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只不过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之前不曾拥有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被压抑千年之久的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被激活,参与到政治制度变革当中去(当然,正因为自由的环境,也有选择远远离开的,这也是值得一书,另文再述),这个过程延续了整个战国时代,直到秦制度的建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度向帝制专制制度的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原创活力。但是,值得讽刺的是,这个新建立的制度,却是对知识分子自己的死亡判决。

   观看帝制专制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知识分子的自由(如果以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自由程度做参照的话)空间越发收紧。而形成的结果就是,帝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是做为帝制制度的维护者而存在,换句话说,知识分子非但不能促进制度的更新,反而使制度越发腐朽顽固。
   直到1840年,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帝制制度的维护者角色中突围,这也是另一个千年大变局的开始。
   接下来,知识分子再次参与到制度变革中,从1911年(这一整体过程可以从1840年做为起点)直到1949年这一过程的结束,知识分子集中展示了其认识、知识、经验、勇气等等优秀品质,可惜,到了这个时候,无论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一词的发源地欧洲,也已经难有作为。极权主义对欧美自由民主制度的挑战,必须予以武力的回应,而在中国,“救亡压倒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乱之际,那些对于政治制度的呼吁无人倾听,权力成为国共两党逐鹿的目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所能做的及其有限,若不依附两党中的任何一个,做纯学问的钻探,留在大陆的很快将在49年后目睹自己的悲惨命运,更何况那些49年前本身有着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最后一并被运动裹挟而去。
   然后就是六十年后的今天,我打量、思考这个时代,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就没有改变现行体制的可能吗?
   我应该将这一问题的提出做一解释,根据我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我以为知识分子具备改变体制的力量,即使,在一个看上去令人束手无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仍然大有作为。这种想法只是我的直觉,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就不由我做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今天的知识分子难有作为?
   三代之际,中国是世界文化的轴心之一,当时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的原创性可谓世界超前,至少也是与同时代的各文明轴心并驾齐驱。但是,帝制两千年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极度萎缩,而在这段时间里,西欧在缓慢进步,从落后地位逐渐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的领先者,不仅是科技层面,最重要的是在制度层面上——不要忽视,欧洲的制度建设不仅有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也有平民的流血牺牲,对于自由的追求和渴望,不仅仅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天性,也是大众的愿望。欧洲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840年,这一制度建设也并未完成,在鸦片战争中,欧洲列强的优势在于“船坚炮利”,制度优势还未在战争中体现出来。而直到戊戌变法时,当中国知识分子最先进的代表康梁诸人,才意识到西方制度力量的强大,并欲效仿的时候,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落后欧洲至少两百年的时间。
   我相信智慧超凡的人,其见识和智商使其可以飞跃时空,但是,即使有人真可以预见未来,也不代表他有能力实现未来的事情。19世纪末,最理智、最热情的知识分子都会认识到,学习西方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出路,学习,而不是创新——即使创新融入学习的过程中;才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在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各种主义在中国都找到了学生,至于成绩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曾经有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可能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做出贡献的机会——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也做出了成绩;只是,并非制度层面上的(我指的是“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已经难有作为,他们既无时间也无号召力。群雄逐鹿的历史局面再现,按照吴思先生的理论,武力最强者说了算。即使门面上的共和制度也无法支撑起来,最后使用党国体制的国民党一统天下。从此,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逐渐收缩,制度建设局限于文字和言论,而且,即使如此,也是越发艰难。
   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无力与毁灭全人类的力量相抗衡,中国知识分子也身处这一潮流中。二战,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的交锋,而这一交锋仅仅是开始,虽然,民主制度在这一回合中险胜,而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制度依然在交战,民主与专制的战斗,如果说二战的胜利,以及联合国的成立,证明了民主在理论上的胜出,接下来的历史进程,则一点点地证实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
   中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开始的制度学习,到了20世纪末,才真正获得了理论上的毕业,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明白了,民主制度,才是中国正确的选择。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明白了这一件事情,也算是差强人意,只是,代价太过昂贵,不仅是知识分子,也有平民百姓。
   再审视今天的环境,知识分子即使明白了中国适用什么样的制度,也依然难有作为,因为今天的体制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比三代、帝制时代对社会的控制更为深入、巩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比大众更自由,甚至相对而言更不自由。
   我想,这就是我对于知识分子的期望难以实现的原因吧。但是,短时间内不能实现,不代表未来也不能实现。这个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继承了百年中知识分子精髓的衣钵,继续着未竟的启蒙事业。在我看来,既然已经有了制度的方向,具体的工作就是启蒙大众;而在促进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更需要今天的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毕竟,原创性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稀缺的品质,相信,这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大有可为!
   
   
   写于2012年5月8日 夜
(2012/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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