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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对权力的战争——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

记忆对权力的战争
   ——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
   
   我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这种选择性的失忆,往往见于一些临床的精神病症。个体的失忆,有时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运行,让我们忘记那些生命无法承受的痛苦回忆,让机体可以面向未来,开辟出一线生机。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整体而言,记忆,却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以及精神资源,是过去的事实经由我们的手掌传递给未来的薪火。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保存记忆,有的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比如国家级别的纪念碑、博物馆以及意识形态;有的则融入世俗生活,比如民间节日或风俗文化。除了以上两种,还有各种不同形态的记忆,从私人记忆到群体记忆,或是丰富了个体的人生经历,或是成为某一群体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因为,在面对昨天的记忆时——无论这记忆是多么地宝贵——我们仍旧选择了遗忘。的确,这回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美好,那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回忆,这回忆是痛苦,又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包含着恐惧、屈辱、流血和死亡!这就是我们选择遗忘的原因吗?是的,但又不全是。这才是矛盾所在。在我们之外,一个强大的力量,在绝对广泛、同样也是绝对深入地控制了对“记忆”的占有。这种说法有些古怪,因为记忆这种私人物品,又是如何被控制的呢?
   其实,人类社会对记忆的控制从权力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这就使个人记忆无法与人类全体分享。记忆,如同思想,保存在个体的脑子中,只对于个人才有意义。只有将记忆用某种载体传播,才能成为全体人类的经验。而控制了记忆的载体,某种意义上就阻绝了记忆的传播。回顾我们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权力对私人记忆的驱逐和抹杀中,仍然有微弱的私人记忆流淌出官家记忆的沙漠,在汉语边缘寻找到托身立命的延续。自然,这种私人记忆的言说,被权力打上了异端的烙印,即使带着被侮辱的记号,这些记忆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只能根据残缺的碎片来推断究竟有多少私人记忆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这就是我下这样一个结论的依据所在。

   对于这片古老的大地而言,似乎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个体记忆结下仇怨,权力要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壮大成为一座钢铁的城墙或城堡。可以想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权力征服的是人们的身体。但是——按照某个理论认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导致制度的变迁;自由的劳动力,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至少在前工业社会是如此),因此,纵观五千年国人自由的演进,应该说,从奴隶时代的毫无自由,到今天的个体自由状况,进步了不少(但是,若横向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仍旧落后于世界一般水平)。在今天,除了监狱等少数地方,要完全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已经不太可能,因此,权力对个体的控制,转变成为从对思想的控制到掌握个人的身体,而一个人面对权力时,所凭借的可以抵抗强大权力的惟一武器就是——记忆。
   因此,权力不怕暴力——暴力本身就是权力的构成之一;但是,权力害怕记忆,在记忆中,权力永远无法自证合法;在记忆中,还有我们未泯的常识和良知,凭此,我们向往自由;凭此,专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权力无论如何也要消灭记忆的原因。为什么要“焚书坑儒”?书籍是记忆的载体,而人,则是记忆的本体,消灭此二者,也就消灭了记忆。这种方法野蛮、残酷、血腥,但是,效率最佳,实际上,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体制,还依然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剿灭记忆。
   必须承认,在五千年权力与记忆的战争中,记忆,处在弱势的一方,甚至于在大面积的时光里,是在暗哑的状态中渡过的。如果我说,保存记忆的条件太险恶了,或者说,权力对记忆的追杀从来是急如星火,那么,我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虽然,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我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就像我承认自己缺乏勇气一样,只不过,这篇献给先行者们的卑微的文字,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权力和记忆的关系。如果可以从先行者们那里借来稍许勇气,让我可以完成这篇致敬的文字,那么,我也可以得偿所愿了。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记忆?
   记忆的呈现需要人和载体,而人本身才是记忆的原始容器。而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在更广泛的阶层中得到使用,则是语言发明之后许久的事情。可以设想,在初民社会中,记忆,是通过语言承载、传播和保存的。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很久,直到文字被发明使用。而文字从诞生之初,就是被体制御用的命运,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据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地为之变色。这则神话是否暗示着,文字对口语——即权力对记忆——发起的第一场惨烈战争呢?大概在那个时候,记忆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有理由猜测,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绝非田园牧歌式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战争和奴隶的出现——自由人如何成为了牛马似的动物?与现实战争平行爆发的,就是文字对语言——权力对记忆——的暴力重塑。如果权力想要描绘其最初统治权的来源,就必须借助文字;而当被统治者的记忆不支持文字的时候,文字除了说谎之外,还必须统一记忆——更习惯地说法叫“统一思想”。可是,记忆如何统一?《1984》里面有一种“双重思想”,比之“统一思想”还有距离。若要统一记忆,一方面是加大文字的力度,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加大宣传力度”,或者“谎言重复千遍”等等。另一方面,只能是清除那些坚持“记忆”,拒绝自己的记忆被“统一”的少数派。
   上古历史没有提供证明这一猜测的有力证据,不过,今之视昔,也许还是有一定传承的。那么,历史中就会有如此一幕:我们的祖先看着周围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也许是朋友、邻居,甚至是亲戚家人——因为坚持“记忆”,而被利维坦吞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来自本能的恐惧告诉我们,这些坚持记忆的人们不值得效法——记忆的代价太昂贵了!需要用生命来交换,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我还是算了吧,首领要我记忆什么,我就记忆什么;首领要我忘记什么,我就不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保命要紧!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何必较真呢……
   我想,这样的思考和选择,在遥远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这样选择,这恐怕就是我们活下来的原因之一,我们活下来,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已经被统一过了。但是,那些坚持记忆的少数派呢?他们曾经坚持的记忆在哪里?遗憾地说,他们的记忆没有流传下来——真是遗憾!如果他们曾经留下只言片语,也已经被权力消灭,就像权力消灭他们的肉身一样。于是,我们只能看到权力对历史的记叙或虚构。应该说,这样被编辑的记忆只是“权力记忆”或意识形态。应该说,在第一场权力对记忆的战争中,记忆一败涂地。
   但是,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被权力整合过——这是权力思维和行动中的意外,一方面,这是权力在易主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在野的权力需要借助民间话语(这其中也有部分私人记忆)来完成针对在朝权力的革命,在这个时候,戳破现行体制的“权力记忆”就是革命的内在要求。而另一方面,一旦在野权力大宝入承,就会反过来极力清除在野时代的革命语法——因为这种语法也是革命利器,是不可轻易“示之于人”的;新的权力者一旦坐定江山,就会警惕、防止那些在野力量成为新的敌人,所以,必须断绝让觊觎者重走革命之路的途径。新的“权力记忆”被建立起来,而那些被劫持来的“私人记忆”很快就成为了权力讳莫如深的禁忌。原因就在于,记忆本身就是任何权力的敌人。记忆可以被挪移、假借,但是,只要记忆还没有被时间淹没,那么,它就必然成为揭露“权力记忆”谎言的黄钟大吕。
   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帝制专制,都无法将国家权力推广到社会的毛细层面上。即使如秦始皇的万世雄心和酷烈手段,也依然无法将儒生和书籍全部剿灭,而这种对百姓的奴役,终于成为了推翻秦朝的第一动力。在未来的岁月中,在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残酷程度到达了历史的巅峰,而今天来看,文字狱非但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虽然在短期或局部有着成功的指标),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孕育异端的母体和土壤。也就是说,在前帝制和帝制时代,权力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加紧推广“权力记忆”的节奏,但是,限于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使得“权力记忆”无法全面覆盖整个社会,也为部分“私人记忆”留下了喘息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记忆,绝大部分是“权力记忆”构成,这也是个体记忆的主体;而其中也有少部分“私人记忆”,这少部分记忆,被少部分人记忆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努力做着薪尽火传的记忆接力。
   
   记忆环境的恶化
   结束帝制专制的中国进入了新纪元,而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中,内外战争并没有给予私人记忆更多的生长空间,而在不同程度上记忆被不同的政党和主义劫持。比如:一边是读经、新生活运动,一边是延讲、整风;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都是针对私人记忆的压制,用新的“权力记忆”整合散落在民间的记忆资源。而在这三十多年的动荡中,出版物、学校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为私人记忆留一道窄门,供“持不同记忆者”进入。而49年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新体制对苏联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效仿,使得这个体制必然是斯大林体制的中国翻版,也就必然打着极权主义的烙印。二十世纪诞生的极权主义,是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畸形,权力第一次可以全面深入地掌控社会资源,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政治制度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现在被极权主义制度实现了。换句话说,极权主义为权力实现“权力记忆”的梦想提供了制度支持,这也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古拉格群岛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在全人类的经验中,权力和记忆的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权力的强大,以及对绞杀记忆的志在必得,使得坚守记忆的精神和灵魂需要比以往更加强韧。在这一向度上,奥色埃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瓦文萨、昂山素季、哈维尔等等,就是在极权主义背景下,守护私人记忆的典范。
   具体到汉语语境下,在三十年的毛时代里,国人所遭遇的人权灾难,已经成为人类灾难史上的重要一章。但是,在这样惨痛的经历之后,却没有与之般配的私人记忆来记叙,人们在面对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或天崩地裂的浩劫时的所思所感,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称之为“善忘”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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